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当中的排名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上升至10%左右。这一“中国奇迹”的取得，主要源于中国推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所释放的惊人的制度红利与加入WTO所迎来的全球化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迄今仍未能彻底恢复。受此大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阶段性，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长期积累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迫切需要继续做好传统需求管理的同时，在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侧方面深化改革，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制度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鉴于政府是制度供给主体的地位，因此实施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手段是大力推进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首先是“管住权”，创新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具体表现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系统性、基础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改革的系统设计与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要素市场需要深入改革

　　从供给侧看，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等要素的数量及其他组合的方式。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目前，中国这五大关键要素都面临着制度陈旧、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需要进行深入改革。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

　　人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阴影正在逼进。必须尽快、果断调整中国人口政策：一是在“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还应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严密监控政策效果，做好应对不同情况的政策储备。二是切实将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三是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四是尽快完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2017年6月29日，广东深圳龙华区，龙华区在现代有轨电车观城车站举行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试运行开通仪式

　　第二，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重要内容。土地制度改革关系到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最需要长远谋划、审慎落子。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等方面。应尽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的权能，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规范程序，公开信息;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的补偿和保障机制。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功能不全，“金融抑制”比较明显，应全面推进金融改革。

　　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

　　二是加快民营银行的发展，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银行业生态体系。

　　三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大资产管理公司”等。

　　四是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资本市场化定价。

　　五是改革金融业监管体系，加强不同监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与相互协调，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实施分地域、分层监管。

　　六是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对于今日中国，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务之急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与此同时，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转化办法、加快高等教育改革，为创新培养更多人才;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强大的创新激励。

　　近期要打好“五大歼灭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长短并重，一方面在战略上要始终坚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从根本上释放经济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在战术上要抓住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与突出矛盾，集中精力打好歼灭战。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近期供给侧改革应重点打好以下五大歼灭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第一，积极稳妥“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

　　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中国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制造业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一方面造成这些行业利润率下降，经营风险增大;另一方面也占用了大量的土地、金融、人才资源，不利于整个经济体的调整与转型升级。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创新来转化供给侧的动力结构，倒逼市场出清，为此要出台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重拳治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要加快行业的跨界兼并重组，消化过剩产能。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云南钢铁通过去产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第二，多举并重“降成本”，提升供给能力。

　　降低企业成本是帮助企业摆脱当前困境、保持竞争优势的需要。当前，中国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企业负担很重，需要从制度、财税、金融、社保、流通、能源等多个领域发力，打出降低企业成本的“组合拳”：一是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深化财税改革，清费立税，以清理、规范各类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为重点，降低企业实际负担。四是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尽量发挥市场定价功能。五是适度降低各类社保缴费率，缓解劳动成本的上升趋势。六是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七是推进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

　　第三，重拳出击“去库存”，清除供给冗余。

　　目前，中国房地产库存严重过剩，已成为拖累经济、延滞改革的重要因素。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化解房地产库存为重点，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一是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提升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从而扩大房地产的消费基础。二是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大力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鼓励社会资本和投资机构介入公租房、廉租房市场，逐步把公租房制度扩大到所有的非户籍人口。三是完善住房政策性金融制度，建立健全中国住房政策性金融体系。四是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提高行业集中度。

　　第四，雪中送炭“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所谓“补短板”，就是培育和升级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理解为供给侧改革的“加法”。当前，“补短板”的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补民生短板，到2020年彻底解决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二是补教育短板，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补医疗短板，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四是补养老短板，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五是补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加快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改善贫困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六是补“三农”短板，发展现代农业。

　　第五，防范风险“去杠杆”，确保供给安全。

　　2008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占GDP比率(即“杠杆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如果管控不当，就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必须努力防范化解。一是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二是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三是加快金融体系再造，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总之，当前中国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因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所需，也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与主要问题。改革的方法是长短结合，长期而言要以深化要素改革为核心，短期而言则要打好“五大歼灭战”。改革的核心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各类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中国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制度基础。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