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生活20多年，我目睹了中国从法国媒体的“边缘”逐渐向中心移动。不过，无论是在边缘还是接近中心，有一个问题是欧洲人始终在问的：“中国对欧洲到底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威胁？”

　　每到岁末年初，我们总是喜欢回顾、展望。回顾自己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展望即将到来的一年可能发生的事。我本来想通过回顾和展望，来告诉西方读者，中国对于欧洲绝对是一个机会而非威胁。理由非常简单：中国和欧洲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包括地缘政治、经贸、军事或金融领域的冲突。中国的处世方针千年来并没有改变，即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因此要“求同存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合作共赢”。

　　而在“回顾”了法国媒体对过去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中共十九大和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报道和评论之后，我改变了初衷。因为当法国民众无法通过媒体真正认识一个现实的中国，我再说中国不是威胁也是徒然的。因为法国媒体，特别是一部分顽固的汉学家，竭尽全力地在法国民众的头脑中塑造了一个“虚构的中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017年是我4年前回国后重新关注法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一年。与我在法国生活的20多年经验相比，应该指出的是，一些主流媒体的记者，看中国的方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开始变得稍为客观一些。还有一些媒体开始认真地看待中国“全球化计划”，如“一带一路”倡议。法国媒体不明白“一带一路”是什么，一直用法国人都理解的“丝绸之路”来解释中国的“一带一路”，只是再加上一个“新”字，变成“新丝绸之路”。还有的媒体也开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一些中国问题，比如独生子女问题，认为这既是中国的一项国策，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政策趋向。今天社会出现了新的转变，这项政策便被放弃了。

　　但是令我吃惊的是，从整体上来说，经过这么多年，法国的某些汉学家们却并没有改变其对中国的看法，在他们的口中，中国的“一切都越来越糟糕”。

　　我在法国做记者时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区分“理论上的法国和现实中的法国”。我从书本上读到的法国，与我在法国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法国，绝对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距离。我记得2009年10月欧洲爆发欧元危机时，我回国休假。国内朋友问我：法国危机了，不得了啦！我很快意识到，在他的头脑里，“危机”的画面就是《百万英镑》中的一个经典画面—主演格利高里·派克从地上捡起一只苹果来送进嘴里……尽管法国确实深陷危机，但这样的画面却与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再穷的人也可以去“善心食堂”……所以，当中国游客来到法国时，他们认为我们的媒体在“说谎”，法国一切都好得很！

　　在涉及中国时，我过去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法国工作时，尽管我每两三年都会回中国或探亲、或述职、或休假数周，但我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当时不得不依靠我每天都在阅读的法国媒体，特别是听信于所谓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和评论。于是我便相信我从法国媒体上读到的中国，就是现实中的中国。然而我错了，大错特错。等我回到国内生活了三四年之后，我才开始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法国媒体上的“虚构的中国”，一个是我真正生活其中的“现实的中国”。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个中国”现象不仅没有消失，相反越来越明显，两者间的距离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日益加大。因为中国的发展，正如我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可以用“日新月异”来描述。而法国媒体上的中国，则不仅没有发展，甚至在日益“倒退”。于是仅仅通过法国媒体来认识中国的人，越是追踪媒体，对现实中国的认知就越遥远。

　　2017年中国发生的大事，就是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法国各大电视媒体和互联网新闻频道都纷纷报道、评论这件大事。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在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件，与法国汉学家们的解释都是截然相反的。

　　我可以举例说明：

　　中国的反腐斗争几乎得到国内民众的一致支持，然而到了某汉学家的口中，却成为“恐怖时代”，成为“大清洗”，成为一场“政治权力之争”。

　　北京确实有相对严重的空气污染，但是否已经到了如记者所谓的“无法呼吸”、“所有外国人都拒绝去北京任职”的程度？法国专家明明知道应该回答一个“不”字，但却用了一个含含糊糊、实际上认同记者问题的方式来作为回答：有时北京已经变成“空气末日”。这就好像我将法国巴黎某天因为污染导致汽车限速作为一种常态来告诉中国人一样—知道吗，巴黎污染如此严重，汽车只能限速每小时30公里。读了这样的句子，你对巴黎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中国体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高效率，这几乎是没有太大争议的。但到了某专家口中，中国却是一个“巨大的官僚体系”，官员们“无所事事、消极怠工”，因而中国“危机重重”。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任何事物，都会被从一个与事实相反的方向去解释。

　　比如中国在近十年里出现了一些否定本国历史、否定本国传统文化，甚至否定中华民族自身的观点和文章，包括对二战中抗日战争的否定，非常相类似于法国的历史否定主义。这在中国文化界、历史学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来维护国家的尊严。但这到了某些法国汉学家的口中，便成为“言论自由被收紧了”；一些因为通过歪曲事实来诽谤抗日战争英雄的文人被告上法庭并败诉，本来完全是应该值得鼓励的事，到了某些法国记者的笔下或口中便成为“以言致罪”的例子……

　　中国人有着储蓄的习惯，这与法国人非常像。但到了汉学家瓦蕾丽·尼凯的口中，“中国人存钱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没有退休制度……”中国没有退休制度？我不知道这样的谎言今天在欧洲还有多少人相信。中国不仅所有城镇职工都享受着相对完善的退休制度，而且从2009年起，中国的农村居民也开始享受国家制定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90％以上的农民都已经有了养老金保障。说句老实话，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退休金比法国要好多了。中国国家规定，所有公务员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退休金都按退休时工资的80％领取。也就是说，中国公务员退休时他的生活水平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退休人员完全可以维持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法国则要工作满40多年才能领取“满额退休金”；而“满额退休金”的计算方式也很奇特：过去工作25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值的一半。也就是说，一个法国公务员领取的最高工资（一般都是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在退休时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拿到一半都不到的退休金。他的生活水平立即要下跌一大截。尼凯是不了解情况呢，还是蓄意误导法国民众？我不得而知。

　　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在法国民众心目中，存在着一个与现实中国截然不同的“虚拟中国”。这个“虚拟中国”是通过媒体对中国的“有选择性报道”，特别是法国“汉学家”或“专家”们的“有导向性的解释”，长期地、潜移默化地一点点在法国民众心目中构建起来的，它与“现实中国”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有一部电影，叫《I型起源》，是导演迈克·卡希尔的杰作。片中主人公是位科学家，专门研究一种没有视觉器官而只有嗅觉和触觉的生物。他的妻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想让他皈依基督教。科学家说，我只相信科学能够证实的事物。妻子说了这么一段话：你研究的生物没有视觉。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向它们解释人人皆知的“光”是怎么一回事。 而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看见后者所无法理解的“光”。我借用这个故事，也想告诉我的读者，有时，“光”（现实中国）是存在的，就看我们如何去“看”。试问，你能突破媒体“虚拟中国”的框架吗？

　　郑若麟 上海《文汇报》前驻法国高级记者、Denoel出版社《与你一样的中国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