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2006年“聚元号”弓箭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当时年仅48岁的杨福喜是“聚元号”的惟一传人，也是仅有的几位能制作中国传统弓箭的艺人之一，自然而然的，杨福喜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聚元号”弓箭传承人。聚元号弓箭完整地保存了传统弓箭制作复杂的生产工艺流程，细腻的工序和精湛的技术浓缩了中国传统弓箭发展轨迹和弓箭文化。而这些技艺又难以为现代技术所替代，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正文：

杨福喜的工作室，在北京城东郊区的一个村庄里。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说是工作室，其实就是一幢农家的二层小楼，楼上大约是父子的起居室，楼下就是客厅和两间“厂房”。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聚元号”的牌匾，旁边兵器架上一排制作好的传统弓，“厂房”里则零乱的摆放着各种设备，和半成品的弓箭。这和我想像中的“兵器加工厂”完全不一样。

弓箭，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武器，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据杨福喜介绍，“聚元号”创立于1720年，曾经是清朝（1636年～1911年）皇家御用弓箭铺。随着火枪进入中国，弓箭的用途大大缩减，弓箭铺也相继倒闭，20世纪初期，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以40块大洋的价格接手了“聚元号”，成为第八代传人。杨瑞林是一位痴迷弓箭制作的手艺人，他不仅完整地继承了传统弓箭制作复杂的生产工艺，还扩大了“聚元号”的经营范围，增加了弩弓、旦弩、袖箭等品种，使“聚元号”生意逐年兴盛，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硕果仅存的几家弓箭作坊之一。杨福喜的父亲和大伯从小就开始学习弓箭的制作，上世纪50年代，他们制作的弓箭曾出口到英国。如果没有之后的那场政治运动，杨福喜也会和他的父辈一样，从小开始学习家族的这门手艺，继承家族的传统。

40岁继承父业 

1958年出生的杨福喜没能看到家族生意的红火，那一年“聚元号”已经停止制作弓箭，改成木器店了，从小和斧刨为伴的杨福喜学到了一手好木工活，这也为他之后学习制作弓箭打下了基础。“虽然没见过父亲他们做弓箭，也没体验过弓箭铺里的气氛，但我却经常听父亲和大伯聊天时提起。这或许就是遗传，我骨子里对弓箭就有种亲切感，小时候经常摆弄家里收藏的弓箭。我母亲常说我是‘天生好这个’。”杨福喜虽然这样说，但还是难掩一丝遗憾。

成年后的杨福喜，当过木匠，当过化工厂的工人，也开过出租车，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家族的手艺。他曾想过把弓箭的发展和娱乐事业连在一起，他先后到过长城、故宫，还去过西安，希望能在一些名胜古迹开设射箭场，让来游览的旅客能体验一把中国传统的弓箭文化。但很快这一想法就被现实击碎了。杨福喜说：“我后来才想明白，那个路子不对。那都是古迹，一个箭头射上去，把墙打个坑，文物不就被破坏了。怪不得人家不同意。”杨福喜还拿着父亲做的弓箭跑到电影制片厂，虽然还是没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但却得到了有关负责人的肯定。他回到家对父亲说：“爸，我们重新开始做弓箭吧，这不是没用的东西。”而此时，杨父的年龄也近70岁，下面没有传人，这门手艺眼看要断绝了。1998年，杨福喜辞去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正式拜父亲为师，开始学习传统弓箭的制作技艺，那一年他已经40岁了。

掌握制作秘诀 

“我当时辞职辞得很坚决，没给自己留后路，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也亏得当时这么坚决，有一段时间生活困难没有收入，如果不是断了后路，我可能就不干了。”杨福喜感慨地说。一把弓的制作需要200多道工序，一个人要在短期内学会全部的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为了能快点学会，杨福喜让父亲打破了普通教授徒弟的规矩，挤出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学习。“学技术，可以说是三分学七分说。”杨福喜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细节是在传授的过程中容易被忽略，而平时吃饭闲聊时却会提到，这就是所谓的‘耳濡目染’。而且我有很好的木工基础，学起来也很快。”当记者问他，用了多长时间掌握全部的技术时，杨福喜沉吟了片刻才回答：“事实上我是在2006年父亲去世后，才真正掌握了全部技术。”

杨福喜介绍说，因为父亲在世时，自己总会有一种可以依靠感。哪道工序复杂，自己做不好时，就会让父亲来做。“这就是我们说的‘拐棍手艺’，意思是总是拄根拐棍丢不掉。”他指着墙上的一把弩弓说，“比如这把弩，父亲在世时我从没亲手做过它的扳机，虽然父亲给我讲过多次，理论上我也知道它的制作工艺，但并没有亲手做过。父亲去世后，我只能根据记忆自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终于自己做出来了。”就是靠着这股子钻劲，杨福喜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制作弓箭的全套技术。

弓箭好不好用，还有一个关健就是原材料。传统弓箭制作需要丝、竹、角、筋、木、胶、漆、皮等多种原材料，作为一门全使用天然材料的手艺，对于用料、工期都非常考究，而且工艺繁复。弓胎要用上好的竹子粘上牛角片，以增加弹性，弓身还要用桦树皮包裹防潮，箭杆要用一种名为“六道木”的灌木径，这种灌木径粗细合适韧性强，不易折断。最不能缺少的是粘合用的“鳔”（一种用鱼鳔或猪皮等熬制成的胶水），开始杨福喜是用市面上买来的成品“鳔”，但因为工厂都采用的是现代化机器加工工艺，使用后效果不好，杨福喜就自己动手熬制。北方没有水牛，而弓上用的水牛角要60厘米以上长度才可以，一般100根里面能挑出七八根能用的。为了找到适合的水牛角，杨福喜的妻子结识了一位卖牛角制品的商人，经过一年多的相互了解终于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对方同意帮忙替他们找牛角。……所有这些原材料都准备齐全了，弓也做出来了，杨福喜又面临了新的难题。

开拓弓箭文化市场 

“弓做好了，但没有销路。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买家。2002年一年只卖出一张弓，连材料费都不够，全家又没有其他收入，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回忆那段最难的时期，杨福喜最感激的是当时国家射箭队的总教练徐开才，徐开才教练很支持杨福喜制作传统弓，他给杨福喜介绍了一位客人，是当时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芳。“谢肃芳是英国人，他对传统弓很有研究。他第一次来时只是听我介绍，什么都没说。回去后和他掌握的资料对照，大概发觉我的介绍和资料上一致，才确认了我做的弓，于是第二次来就买走了二十几张。后来还介绍别的朋友来。”提到自己的作品，杨福喜显得很有信心，“就是这样朋友间口口相传，我做的弓箭慢慢打开了市场。”

真正挖掘出“聚元号”弓箭的文化价值的，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世界传统射艺研究会中国理事仪德刚。2003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科技考古系读博士的仪德刚为了准备博士论文收集资料时，发现了“聚元号”，他找到杨福喜的父亲并向他请教弓箭的制作过程，每天到杨家观看弓箭制作的过程。他的毕业论文《中国传统弓箭制作工艺及相关力学知识分析》和后来撰写的《北京"聚元号"弓箭制作方法的调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也进一步扩大了“聚元号”的知名度。在仪德刚的推荐下，2006年“聚元号”通过了专家论证，入选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气出去了，市场也打开了，可杨福喜并不感到轻松，因为现在他还是“非法经营”。弓弩具有枪支、管制刀具的部分功能和特性，属于危险物品，按照中国的有关规定，未经省级公安机关批准，不能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也不能从事相关的销售和制作。“我跑过多次也没办下来营业执照，现在只能当作民间艺术收藏。”杨福喜对此表示无奈。而另一个让他担心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早几年杨福喜也曾带过十几个徒弟，但一则年轻从大多吃不了苦，学个一年半载就不干了，另一方面，“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古训也困扰着他。传统弓箭爱好者很少，市场也有限，“现在只有我一家做这个，没有竞争，而一旦教会了别人，大家都来抢这碗饭……”杨福喜没有说下去，但明显的，这门手艺是他家里惟一的生活来源。

说到将来的打算，杨福喜说一是要写一本关于传统弓箭制作技艺方面的书，让这门技术能长久保留下去，二是想开设一家传统弓箭的射艺场。他说看到过韩国小朋友放学后去射艺场练习传统弓箭的射击，很有感慨，他希望在北京也能有这样的场地，收费不会太高，普通家庭都能负担起，孩子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练习增加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现代弓箭射艺场现在有几家，但传统弓箭射艺场还没有。如果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传统弓箭，爱好者多起来，市场培育起来，就不怕有竞争，就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学这门手艺。”杨福喜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