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 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市布法罗市。1927年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1929年考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科；1931年从瑞士日内瓦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性病和麻风病专家，他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毕生为这些病的患者解除病痛，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贡献。1988年10月3日病逝于北京。

198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北京后海边一个拾垃圾的老妇人，看到一个满头白发、隆鼻、深眼窝的外国老头时，立即走上前，“马大夫，马大夫，您看看我的手？”那个被称为马大夫的人，扶着她的手，戴上眼镜仔细地看了会儿，温和地说：“明天这个时候，你还在这里等我。”第二天老妇人如约而至，马大夫已经等在那里，他手里拿着药膏、纱布，还有一双手套，极其耐心地教老妇人如何涂药，如何用纱布包好，并嘱咐她一定要带手套。同年10月6日，马大夫去世的第三天，当他的家人准备去医院向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时，发现那位老太太跪在了家门口……

为所有人看病，是马大夫坚守了一生的信念。马大夫的中文名是马海德，他的中国病人称他为“马大夫”，熟悉他的人叫他“马老”或是“老马”，他的外国朋友则叫他“乔治”。

他的本名是乔治·海德姆，出生于美国，父母是黎巴嫩人。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马海德是谁，但是对于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他是一位消灭了中国性病、麻风病的最伟大的医生。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红区的外国医生（1936年），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1937年），他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50年）。他的朋友，中国问题专家沙波理（Sidney Shapiro）评价马海德是“（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半个世纪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早到达陕北红区的外国医生

1933年，23岁刚刚从医科大学毕业没多久的马海德为了庆祝获得博士学位、为了看看他眼中神秘的中国，和他两个朋友选择中国上海作为暂时的落脚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短暂停留，却是一生。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然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年轻的医生马海德和朋友们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富足的生活让他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然而贫富悬殊也让他的社会良知受到震撼。他看到很多人因为贫穷，只有快死了，才被送进医院治疗，街上经常有冻死、饿死的人，年轻人因抗议不满而被枪杀，缫丝厂的童工，手都露出了白骨……

朋友们失望之下，回美国开诊所了，马海德却留了下来。他开始频繁出入一家出售开明书刊的书店，在那里认识了左翼美籍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传奇人物路易·艾黎，当时俩人正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一起学习各种进步书籍，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马海德还经常利用医生的身份秘密护送被追捕的共产党人离开上海，他不再沮丧和愤怒中国的不幸，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

经过艾格尼斯和路易的介绍，马海德认识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他们称马海德为中国革命热情而可靠的支持者。马海德因此得到宋庆龄的喜爱，俩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夫人去世。

1936年，由于国民党对陕北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当时在保安的毛泽东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信，希望能有一个“诚实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访问该区，并把他的见闻告诉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西医”来帮助正在开始建立的医疗工作。宋庆龄选中了在北京燕京大学教新闻的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

在奔赴西安的火车上，斯诺记述了同行者马海德的话：“你知道，性病是能够不费事地防止和治愈的，而上海的存在，就是要培养和传播性病。在上海这是一桩大买卖，经营者是有组织的黑社会帮派，受到租界和国民党华界警方的充分保护。在医生这一头也有许多钱可赚。”“我不是为了给黑社会流氓当个性病的骗人医生的。也许那些在北边的人是真心要终止这类事，我要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他留了下来

斯诺采访中共的领导人时，马海德也在场，他很快通过这些谈话理解了中国革命。

马海德和斯诺住在窑洞里，吃着很简单的食物——大白菜、土豆、汤、大蒜、辣椒和小米粥，因为他们是“特殊的客人”，偶尔有白面馒头代替玉米面做的窝头。小米是用亚麻子油煮的，吃起来有股腥臭味。马海德吃不下小米，总是胃痛，因而越来越瘦。

正当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的时候，马海德也应毛泽东的指令，对当地红军和老百姓的医疗卫生条件做了详细的了解并写成报告。毛泽东很满意，委任他为“部队卫生部的医疗顾问”。那时，马海德是根据地唯一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

10月，当斯诺离开了保安去写他著名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放弃了上海的富裕生活。

他的朋友之一沙波理，也是《马海德传》的作者，解释了马海德最终留下的原因：“他最初来到红色根据地时，只是一个同情的旁观者，但是上海的生活教育了他，他认为国民党日薄西山，他听了毛的讲话并和根据地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做了多次长谈以后，他看到这些英勇的中国人虽然被攻击、被赶到遥远而干旱的山区和沙漠的那一角，受威胁、穷困、匮乏，但却始终保持生气勃勃的乐观情绪，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建设的社会是帮助普通人。”

不仅留了下来，1937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正式党员前，组织上带他去看了一具刚刚被地主武装砍头的共产党员的尸体，他们对他说：“你已申请加入共产党，如果你被敌人抓住，这就是你的下场。你肯定想要参加？”马海德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脸色苍白，感受到了斗争的残酷，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从零建起的医疗体系

1937年初，中共从保安转移到延安时，延安没有医院、门诊部或任何卫生设施。马海德终日骑在马上，他到处看病，在窑洞里、在大树下、在田野里，他无法顾及环境肮脏、条件艰苦、而且他本人也有被感染的危险。“医生不能等病人，要去找病人”是他一直遵守的原则。

有一次，马海德的好友路易·艾黎参加代表团访问延安，在马海德的家里谈到深夜。“一个农民提着盏纸灯笼来到门口，乔治（马海德）赶紧整理好药包，冒雪徒步而去。他回来的时候咖啡已经煮好。但他还没有喝完第一杯，又有一个人在门外呼唤‘马大夫！马大夫！’他又拿着药包走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艾黎说。

马海德心肠好，为人诚实而且行医既负责又有效，他还很快学会了当地土语，差不多人人都喜欢他。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等、不识字的农民、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士兵、老共产党人、妇女、儿童……都来找他看病，他几乎成了全科大夫。而且，还经常有人求他给修理手表、眼镜、钢笔、打火机等等。“他们认为博士就什么都会干。”马海德说。

在马海德等人的倡议下，1937年底，延安终于有了一所医疗所和一所医院。虽然“医院”之名很堂皇，其实不过是一排窑洞和极有限的设备。它有三层，第一层是办公室，住院病人占据上面两层。医疗所后来因战争需求，扩建成为可以容纳300多伤病员的八路军医院，后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其后还发展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

1937年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医药更是奇缺。马海德向宋庆龄和熟识的海外媒体求助，由于封锁，这些援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海德建议筹建一所制药厂，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中草药进行加工。1946年，药厂经过七年的运转已经能生产针、片、膏等药剂和脱脂棉、纱布等卫生材料共达一百多品种。

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马海德在担任卫生部顾问的同时，还担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的顾问。最令马海德兴奋的是1944年由18人组成的“狄克西使团”的到来，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美国人。美国军事观察组是为了和中共建立联络以便搞清楚中共战斗部队的能力和潜力。

观察组的成员经常到马海德住的窑洞去看他，他们带着收音机，因为要收听美国新闻广播和球赛，马海德不断地向他们提问，他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渴望这些精神食粮。他们使他想起自己原来的文化，激起了他的思乡病，也使他知道现今美国生活和发生的事。他后来跟他朋友沙波理说：“我觉得和他们建立起一种温暖的神交。”

而对于那些美国人来说，他们很好奇有关马海德的一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当他能在北卡罗来纳州家乡喝加了糖和薄荷的威士忌酒，还能追逐姑娘们的时候，却跑到这么个“荒野地”来。

“我来是因为我对他们正在进行的试验感兴趣，我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有人叫他们‘共产党’和‘赤色分子’，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我所知道的，就是这里的人过的生活比在蒋介石统治区的人过的生活好得多。”马海德说。

马海德建议观察组的人自己去看：“你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问，”他说，“可能你们认为我们这里是在演戏。好吧，我们总不能到处都演戏。”

马海德认识到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这并不互相矛盾。这一思想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帮助，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周围的外国友人。在他的一生中，他没有要把全世界变为赤色的使命，而是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促进美国和中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当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时，他感到心烦意乱。中国人会不会对所有美国人都怀有敌对情绪？毛泽东使他放下了疑虑。毛强调，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美国人民之间，美国高级官员、高级军事将领和一般官员以及士兵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绝不能模糊这些区别。”毛说。

反对照搬苏联

1949年，解放军刚开进北京，马海德被委任为卫生部的参议。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从政治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建设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处处都有苏联的影子。这种倾向在医学方面也十分明显。马海德不得不重新学习，学习俄语，当时的医药参考资料，药名全是俄文的。马海德认为完全依赖某一个国家的医学知识很不明智，但他无法表达意见，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他的某些同事认为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偏见。不过，他在与苏联专家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时，他还是要说话的。

1953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以治疗梅毒为主的皮肤病与性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和顾问。当时，由于梅毒的传播，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率大幅下降。苏联医学专家认为，验血是检查性病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但要对分散居住的千百万人都进行备注检查，马海德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知道是不可行的。马海德建议派遣医疗小组到少数民族地区，培训当地的医务工作者，再让他们去教给当地居民，并说服他们出来接受检查和治疗。然而项目进展并不顺利，于是马海德建议准备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调查表，由当地积极分子呼吁所有的成人填写。这些问题涉及到梅毒可能出现的各种症状，从答案就可看出是否染病或者有无传染可能。这种“群众路线”在探查性病中起到神奇的作用。

在药物使用上，马海德也不同意按照苏联专家提出的治疗时间长、花费极高的方法。他主张只用青霉素，而且只用十天。但他并不强迫别人同意自己的意见，他希望进行试验，比较效果。最终的结果表明：苏联的治疗方法的确费钱费人力，还要大规模集中进行，中国负担不起。

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头三年，每年医疗小组都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两次，一次三个月。除了台湾和西藏，医疗小组几乎到过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的地区。从1954年开始，马海德每年都需六个月带医疗研究小组进入内蒙古、青海、甘肃的少数民族农牧区，对两三年前所实施的短期青霉素治疗的效果进行复查。要在广阔的草原上找到并重新检查所有经过治疗的牧民，极其困难，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迁移。但马海德坚持要求见到每一个患者，医疗小组时常为了寻找一个以前的病人要跑几十里路。

环境的恶劣也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有一些地方，水很不清洁影响血浆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有些地区没有电，无法使用电子显微镜查找是否有梅毒的螺旋菌……马海德从不为这些困难所烦扰，他总是能想出好办法，比如用沙子过滤水以起到清洁作用；在显微镜上用电池也能看清螺旋菌。他利用一切方法，但他仍严格要求结果必须准确。

延安的艰苦生活，让马海德得了胃溃疡，牙齿也不好。他从来不抱怨，他和男同事们睡在一样的坚硬简陋的土炕上，吃一样的极不好消化的粗粮。当疲乏已极的年轻医务人员深入梦乡了，他却常常为了工作而彻夜不眠，但是次日清晨他和大家一样，欢快地忙来忙去。这样艰苦的生活，很少有人志愿去第二次，但他却次次都去。每次巡回结束，马海德都又黑又瘦，他总要到医院去治胃溃疡，还要拔掉一两颗坏牙。

1964年，中国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了性病，当时马海德的胃已经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听忏悔的神父”

援助中国的外国人，人人都找马海德看病。对于外国人圈子里的许多人来说，马海德像是听忏悔的神父。有些外国人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和行为准则，认为中国人太刻板、太教条，他们经常向马海德求教。熟悉两个世界的马海德用他们所理解的语言，谈两个世界的长处、缺点，并给予他们指导。

其实1949年的解放，对于马海德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的开始。他的生活有两种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他可以专心从事医学和卫生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也开始遭受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公平。马海德被扣上“特务嫌疑”，甚至“外国间谍”的帽子，在工作上被“控制使用”。

1950年才从医学院毕业的戴正启被任命为皮肤病医院的所长。他曾向上级提出所长应由马海德担任，被拒绝了，理由是“外国人不能做政府单位的负责人”。马海德只是研究所的顾问，而且不能参加一些党的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革”中有些在华的外国人被以“保护”的名义监禁起来。一个中国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中国。马反驳道：“为了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但此时，马海德也做好了被“保护”的准备，他告诉妻子苏菲，“一旦把我放在‘保护’之下，你不必着急。你可以确信我从没有干过一点点对人民对党不利的事，我迟早会回来的。”

“文革”中，他继续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和幽默感。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笑着宣布说：“我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即使我的名字颠倒了过来，还加上个红色的大叉，我也能认得！”

同时，他坚决地站在被不公正攻击的同志一边。他秘密给他们治病、送钱、送食物，有时他把从别处来逃避迫害的人，藏在自己的家里；同时他对于被迫害者，表示支持和同情。

一天下午，他看到一个同事被红卫兵监视着在大太阳下游街，于是他冲他微笑着打招呼：“王大夫，你怎么样？很高兴见到你！”多年后，那位王大夫回忆道：“现在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那种疯狂的气氛中，对于被大多数人说成是‘牛鬼蛇神’的我，他如此热情地称我为‘大夫’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所幸，在“文革”中，马海德除了被抄过一次家外，没有遭遇到更大不幸。

最后一战

1976年到1984年期间，马海德接受过8次大手术，他被怀疑为癌症，虽然每次他都死里逃生，但他的身体也因此变得衰弱起来。有一次，他对儿子周幼马说：“我的手术虽然好了，可是这种病，手术后没有再活过七年的，我的时间必须抓紧。”

“文革”的结束，被马海德形容为新生。1978年年初，马海德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同时他也成为卫生部的顾问。他开始关注从50年代末就已经在进行的防治麻风病的工作，60年代，他发现麻风病是可以防治并能治愈的，然而“文革”的到来使一切都终止。

1976年，马海德对戴正启说：“我觉得更年轻了，身体也更棒了，我等不及了，要再去攻击麻风病。”戴当时仍是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所长。每次只要一看见戴，马海德就不停地谈论麻风病，有时谈得太兴奋，甚至忘记了吃饭，妻子苏菲得一次次地去叫他，然后他会拉着戴去饭桌上继续他的谈论。马海德提出到2000年消灭麻风病。

按照马海德的研究，19世纪西方的那种建麻风村落和聚居地的隔离的方法已经不适合中国。他提出四个原则：不实行住院隔离，而是在社会上预防、治疗；各种药物配合使用而不是一种药，他尤其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与康复并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能光靠医生。

这些治疗方法大大加快了战胜麻风病的进程。1949年诊断出50万个麻风病例，到80年代初期，其中的80%已痊愈，发病率及复发率都大幅度下降。许多市县基本上消灭或是控制了麻风病。

但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依然不富足，防治麻风病所需要的治疗药物和资金依然缺乏。马海德向他的国外同行提供详细的报告和分析，并请求给予经济和技术的援助。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马海德就发动了为中国的麻风病者募捐的活动。从1981年起，他每年都出国，每次总要谈到麻风病，谈到在全世界只要互相理解与合作，麻风病是真正能够消灭的。

到了1983年，马海德在麻风病防治中的成就已闻名于世界。1983年11月，他被提升为全国政协常委，同月，他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对外友好协会、宋庆龄基金会、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褒奖他五十年来对医务工作的贡献，并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庆祝宴会。他的老朋友邓颖超、邓小平都发表了讲话，对他赞扬备至。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容易！”马海德自己并不在乎，真正使他愉快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知道他、爱戴他。

马海德参与的国际活动越来越多，虽然身体不好，他依然旋风般地为麻风病而奔走。1985年，他又去了日本。他与日本的造船大亨笹河，以及笹河卫生基金会的其他人员进行了讨论。笹河曾是日本战犯，他向马海德承诺为中国麻风病治疗捐款，但是前提条件是见到邓小平。很为难的马海德把此话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问：“老马，这件事对你的麻风病有好处吗？有好处，我就见。”马海德点点头，于是笹河见到了邓小平。

1986年，他依然积极地为麻风病而奔走。其中11月，他去纽约接受声誉极高的艾伯特·拉斯克的公众服务奖，这是该奖第一次授予中国公民。褒奖文上说：“马大夫贡献之重要性，能与消灭黄热病和鼠疫相比，而作为公共卫生控制性病的模范，是独一无二的。”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他已经吃不进去任何东西了，但他还要去北戴河参加麻风防治外援计划座谈会，他说：“哪怕要爬着去，我也要参加。”

8月到北戴河时，他连水都喝不进了。许多参会的医生都记得，马老显得从未有过的消瘦与衰弱，拖着缓慢的步伐来到了会场，以微弱的声音坚持作了近一个小时的发言。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他还坚持约见各地来参会的人员，很多人记得当时他已无力坐着，只能躺着。

当他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他的儿子周幼马将他抱下火车时，幼马发现“他轻得很”。

9月，他对朋友沙波理说：“再有两年时间，我就能打败麻风病了。”

一直到最后，他还想着麻风病。儿子周幼马把他侄子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寄来的一笔捐款递给他，他轻声说：“捐给麻风病基金的，一定要交到基金会去。”

1988年10月3日，他去世了。唁电、唁函从世界各地如潮水般涌来。

如今，马海德基金会依旧为麻风病的治疗提供扶持和帮助，他的妻子苏菲和儿子周幼马一直延续着他的奋斗目标——消灭麻风病。

本文为纪念马海德诞辰100周年而做，以纪念他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本文由马海德之子周幼马的口述，参考了苏平、苏菲的《马海德传》、沙波理的《马海德传》以及曾经跟随马海德一起工作过的医生们所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