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画家、艺术教育家，1952年生于上海，198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艺术创作、艺术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之后历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国家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长、艺术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等职位。现担任中国文学艺术节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及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画作品《秦隶筑城图》、《星火》、《屈赋辞意》、《世纪智者》等入选国内各届重大美术展览，获金、银、铜和优秀奖项奖二十余次，多幅作品为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另有著作《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东窗笔录》、《走近画家》、《水墨人物画教程》等。

冯远是当今中国人物画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尤其擅长重大历史题材和当代现实生活题材的人物画创作。

他的作品深切关注人类历史、民族命运和人生状况，热情雄肆，深刻浩大，蕴含着独特的中国精神气象，是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绘画语言既带有学院派的严谨，又摆脱了学院派的拘谨；既有文人画的儒雅，但摒弃了文人画的程式化和陈腐味；写实中寓有写意，宏大凝重却不乏生机，平和含蓄却带有逸趣。

同时，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理性严谨的思考习惯及多年担任文化部门领导的经历，使得冯远对艺术理论研究深厚，著述颇丰。其文字作品不但思路清晰、立论公允，而且纵横古今、文采斐然，始终贯穿着对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生等问题的深刻探究。

9年知青生活的历练

冯远作品中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与他在黑龙江长达9年的知青生活不无关系。1969年，冯远作为上海的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务农。几年后，当周围的知青一个个得以返城时，冯远却由于父亲是右派，屡次无法通过政治审查。

“我在黑龙江耕耘庄稼，风雨不避，再苦再累总觉得有一种替我父亲赎罪的心理。在当时像我这种矮小的身材干农活不是一把手，比不过大块头的，但每次大学招生贫下中农都给我很高的评价，尽管推荐上我了，最后学校还是因为出身原因不能录取我。”冯远回忆。

他只能把这份苦闷和无助压在心底，同时拾起了自幼便喜爱的绘画。每到了东北的农闲时节，他就一个人在油灯下、大炕上、蚊帐中读书、画连环画和插图，试图从中寻找寄托和价值感。

是金子注定要发光。这期间他画的《春耕组图》曾经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人生的转机也逐渐来临。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转业的部队画家宋玉桂通过跨省招工的方式，费尽周折将冯远招到了辽宁省文艺创作室工作。冯远也因此得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上了后来的老师——“新浙派”领军人物方增先。在方增先的鼓励下，他报考了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的研究生。几番辗转，在26岁那年，他被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浙江美术学院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师从方增先学习中国人物画。

冯远在学习“新浙派”重造型与笔墨的传统之余，对文学、历史、音乐等广泛涉猎，全面提高了自己的艺术素养。而当时社会上的文艺思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反思10年“文革”的文艺历程，呼唤艺术的本性，这些都促使冯远关注国内外美术思潮与动态，思索有关艺术本质与走向的许多问题，从而为其日后深厚的理论素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冯远学习的生活基本上是画室、图书馆、宿舍和食堂四点一线，生活简单而刻苦。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唐勇力曾在浙江美院任教，他回忆几乎有五六年的时间，每天经过冯远的门口窗台时，都能看到他在屋里不是写就是画。

历史画：大写的人的形象

9年艰苦而迷惘的知青生活如同生命的烙印，为冯远提供了丰沛的社会底层的人生体验，也加深了他对历史和人的理解，奠定了他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创作态度，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美术理论家刘曦林在评论冯远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时，曾说：“历史的阴差阳错的安排给人带来无计的辛酸、苦累、挫折甚或灾难，而对于一位以人、以人生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家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坎坷的生活经历、极其扎实的造型功底、深厚的艺术修养造就了冯远在水墨历史画方面的突出成就。《秦隶筑城图》、《故乡》、《英雄交响曲》、《保卫黄河》三部曲、《星火》、《屈赋辞意》、《秦嬴政登基庆典图》、《世纪智者》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

毕业时，冯远所画的是《秦隶筑城图》以艰苦筑城的奴隶为主体，在前赴后继的肉躯和突前的动势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一作品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得了银奖，让冯远走上了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理论研究的道路，也初步彰显了冯远宏观把握历史精神的胸怀。

1993年，他创作了《屈赋辞意》被誉为当代白描艺术中的经典。作品运用高古游丝的线描略参铁线描的笔法，柔中寓刚，塑造了屈原叩问上苍的形象，演绎了一部人与神交往、现实与理想交错的“忧”歌，进一步应证了冯远的历史题材作品并非简单的再现历史，而是带着强烈的当代审视的意味，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和悲剧色彩，充满精神力量。

从《秦隶筑城图》到《保卫黄河》三部曲再到《屈赋辞意》，贯穿其中的是冯远对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理解。“这三件作品完成以后，我基本把人在不断的改变自身命运，又被命运所主宰的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抗争与被支配主宰的这样一个关系做了完整的表现，力求挖掘一个人的精神、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冯远诠释。

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深切思考贯穿在他的历史题材作品当中。1991年的《星火》并无特定的历史事件，却借助满布的火把红焰和强烈的棕红色调让人联想到土地革命的星火燎原，被誉为“水墨史诗”。1999年的《世纪智者》运用头像密集并置的结构，讴歌了人民群众、领袖人物、知识精英等不同群体对世界近代文明所做的卓越贡献。

在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上，冯远的当代画与历史画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转向了表现人的内在精神。无论是表现都市里的人群，还是农村人物或是西部的人物，冯远都极力揭示不同环境的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在他看来，疏离了当代人，疏离了当代人的精神深刻性，疏离了美的形式和对至善至真的追求，疏离了激情，也就失落了艺术创造的精神支点。“我们的人物画还缺少一些什么，缺的正是人的精神的展示……这才是我们苦苦追索而难以释然的世纪性难题。”因此他呼吁“寻找迷失的精神”，“为时代创造精神形象”。

从1998年至2002年，冯远创作了《都市系列》、《虚拟都市病症》一系列都市人物画，真实地记录了都市中的社会众生相，类似于漫像而不无夸张，讽刺了都市一族人性与道德丑恶的一面，不乏批判的意味。然而可贵的是，在《苍生·藏人组画系列》、《圣山远眺》、《远山哈拉屯的父老乡亲》等组画中，他又能以平视甚至仰视的视角更多地给予了生命的关切和人性的关怀。在对藏人的刻画中，冯远采用了类似山石皴法的粗豪笔线，刻画藏族人物粗糙的肌肤和厚重的服饰，再加以水墨渲染，使得藏人饱经风霜却又爽朗乐观的厚朴形象极具质感。

传统与现代：“并非背叛的选择”

冯远是一位学者型的画家，严谨儒雅，酷爱文史。除了作画以外，他研习儒、道、禅宗典籍，熟读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对古代诗词和文艺理论的研究颇为深入，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冯远认为，“如果说秦汉文化撼我以雄强旷达，那么隋唐文化则沐我以璀璨辉煌；如果说宋元文化濡我以工致谨严，那么明清文化则润我以超拔清丽；如果说是北方文化育我以纯朴坚实，那么荆楚、江浙文化则诱我以诡奇灵动。大化流衍、苍海一栗、绘艺天涯、承先启后，探其堂奥需倾一生心力。果若参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又孜孜于中国现代艺术的耕耘，也就不枉为适逢盛世的当代中国画家了。”

冯远的古典诗词画意小品，写意十足，颇具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和玄思诗意。但他在十分重视文人画传统笔墨的同时，也认为：“作为文人画艺术灵魂的思想内核缺少一个热烈追求的宏大理想。”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强烈的入世态度使得他更倾向于“摒弃传统文人画雅逸洒脱而求表达热情、雄肆、深刻、浩大等现代形式意味的精神内涵”，因而他的写意作品中看不到文人画的残弱与陈腐，而是兼容了现代的精神内涵，从而使其作品在宁和、含蓄、自然之外显示出一种更为厚朴的意趣。

同时，长期的理论研究及多年的文化部门领导经历，又使得他对中国画传统与现代性的融合有着高屋建瓴的思考。

他将之称为“并非背叛的选择”：“既不是简单的传统继承，又不是泼水泼掉了孩子；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再是老子天下第一。而是将传统中合理的内核提纯出来，注入现代东方人文化观的血清，以建构中国的现代绘画。”

“我们总在潜意识中把传统看成是相对封闭的、恒常不变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传统犹如一条大河或者说是一根绳，大河源头有活水，这条长河才会奔流不息。如果比喻成“绳”，绳的那一端是历史，是用草和麻编织成的，历史之“绳”要延长的时候，不同时代的人就要往里添加新的材料，麻、草、合成纤维等，新材料不断编织进去，传统才会延长，传承过去，延续今天。”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冯远对于表现性和抽象性笔、墨、色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探索。《抽象水墨——文字系列》、《蓝色系列》、《水墨戏剧脸谱》、《灵、瑞、谶》等抽象与意象水墨、色彩的实验作品，体现了冯远对于以现代性词汇拓展中国画表现力的思考，也是赋予古老的中国绘画以现代构成因素的现代性学养的积累，勾勒出了当代中青年画家与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相遇并由此进行中国画现代性探索的轨迹。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冯远多年身居文化部门要职，工作繁重紧张，但依然保持谦虚勤奋的作风，深得赞誉。

“世事纷扰，要保持一种寻常、中正、平和的心境，于中国画家来说，何其重要又何其不易。读书以补艺，写字作画以养气。体悟人生，立身为人，丹青写人，体现人格精神，体味一种东方情致——在我则是最好的修炼。”冯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

他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形容自己二十多年来上下求索的艺术探求。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是说我理想的美人她在水中央，我要绕道而行，道阻且长，我要直线跨过水，涉过水去追她，她始终跟我保持一种距离，这是我理想中的一个美人。艺术也是这样的，我想艺术家从事艺术创造的道理也是同样的，不管他达到一个什么样阶段的峰巅，到了这坐山峰顶的时候，他肯定会发现他的理想在另外一个更加高远的山头上。”

在他的著作《东窗笔录》中，曾这样写道：“我画历史，意在为民族立碑；我作孽海沉浮，乃感喟人生苍凉；我画天界，是因悟出了至大至微；我作文字，是觉出了书法抽象结构美与绘画源出同一律，我写罗汉、作汉魂，旨在驾驭并强化传统水墨技艺，同时探讨水墨画向抽象阶段过渡的可能性。”或许，这正可以视为冯远内心的气魄格局和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