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来，中国46个垃圾强制分类示范城市的地方实施方案相继出台。

　　2017年11月11日，“双十一购物节”当天，“北京垃圾分类市民论坛”邀请北京、上海、银川、深圳四地有关部门领导，NGO以及垃圾分类达人们共聚一堂，交流不同城市的特点和经验，也讨论垃圾分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这一论坛由“北京零废弃”等多家环保团体及绿色生活倡导机构共同发起，致力于为社会各界创造一个推动垃圾分类的交流平台。

　　应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牵头

　　2017年11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正式印发，要求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全市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达到90%以上。

论坛关注垃圾分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同时，北京市政府在《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动计划（2017-2020年）》中要求，加强居民厨余垃圾分类管理。试行居民厨余垃圾“不分类、不收运”和“不分类、多缴费”政策。根据工作推进要求，北京将在党政机关率先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垃圾分类工作将纳入考核。

　　“国际公认第一个垃圾分类就是北京。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垃圾要分类收集》，而国际上的垃圾分类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北京走了弯路，后来种种原因没有继续推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国家环境特邀监察员王维平先生说。

　　王维平参与垃圾管理工作已有30余年，多年来深入资源回收一线，对垃圾分类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并参与多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他坦承，中国面临比较严重的垃圾问题，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30万吨，每年4.7亿吨。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垃圾问题表态，并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说明领导人对垃圾分类是重视的。”王维平说。

　　2005年出台的《中国固体废物垃圾污染环境防治法》涵盖了中国垃圾对策总的原则：减少垃圾产生量；将垃圾中可用成分尽可能转化为再生资源；垃圾处理达到国家规定的各项无害化标准；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并运营，鼓励公众参与、监督、评价，并在建国以来首次提出城乡统筹。

　　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不剩餐，不用少用一次性物品等一系列方法都有助于垃圾减量，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垃圾减量还是资源化，都涉及多个管理部门，部门间难以形成合力。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国家环境特邀监察员王维平介绍垃圾减量现状

　　在王维平看来，垃圾管理必须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牵头，才能协调这些政府部门。“国际上已经涌现出一批“垃圾市长”，像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的马英九等等。我建议蔡奇同志当北京的“垃圾市长”，他欣然同意了。后来我发现，他晚上七八次到社区去翻垃圾桶，令我十分感动。”

　　王维平认为，垃圾分类必须得全民参与，由简入繁。“日本将垃圾分为十三类，我们一时做不到，就先从分两类开始，慢慢增加。标注要明确，曾经一度标 注有机的、无机的，在座的有几位能说清楚这个标准？不要故弄玄虚，直接就说蔬菜、玻璃等等。另外，没有后端分类处理，前端的分类只是装样子。车来了一车拉走，会极大地挫伤居民垃圾分类的热情。”

　　另外，王维平表示，垃圾焚烧虽然目前仍是国际主流，但热利用是下策，焚烧不能统计在资源化利用率之中，而且必须在规划选址、工程建设、工艺设备、操作运行和环境污染控制等五个方面都达到标准，才能称为“无害化”。

　　移动互联网的助力

　　宁夏银川市是中国省会城市中最小的一个，只有200多万人口，但作为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宁夏立志走自己的特色之路，其中，“互联网+”助力极大。

　　2017年银川垃圾产生量最高峰为1960万吨，近期在1500万吨左右。“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船小好调头。”银川市城管局垃圾分类办公室主任王新宁说。他2015年才踏入该领域，为此做了诸多努力和尝试。这次来京除了参加论坛之外，他也抓紧时间去各个社区学习北京的相关经验。

简洁家装、节能环保、减少垃圾

　　对于可回收的资源垃圾，银川市引进手机应用平台，居民们只需要一键下单，即可预约未来3天的上门回收。“白领平日较忙，通过平台预约上门时间，价格透明而且安全可靠，让垃圾分类和回收就像滴滴打车一样方便。另外，互联网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垃圾的分类和去向便于统计，给政府提供了有用的数据。”

　　这个平台同时实现了有毒有害垃圾的覆盖。当居民通过手机应用一键下单之后，会收到一条提示：“感谢您对我们垃圾分类工作的支持，在我上门回收之前，您家里如果有有毒有害垃圾，例如电池药品灯管灯泡，请您打包，我们免费为您带走。”这部分垃圾占垃圾总量只有1%-2%，但污染较大，收回做妥当的储存，当达到一定量之后，将转交给环保部门认可的机构处理。

　　另外，银川市还在试点小区安放资源垃圾回收桶，并生成二维码。居民只要将自己家中的资源垃圾打包，贴上二维码，7天内工作人员就会分类计量后返回积分，每隔10-15天，小区就会开展以物易物的活动，让不会使用二维码的老年居民直接换取需要物品。

　　“垃圾分类要见成效，要以湿垃圾的分类和减量为抓手。湿垃圾分得开，垃圾分类才能成功，分不开，垃圾分类就是假的。”

　　湿垃圾占当地垃圾总量50%，为此，银川市尝试了多种方法：过去给小区居民奖励垃圾破碎机，鼓励在家处理；现在在33个小区安放厨余垃圾桶，投放6次每次不少于1公斤，就可以奖励6个鸡蛋。如果投放得多，还能获得增值服务，志愿者主动上门帮忙磨菜刀、修家电，甚至帮年迈老人洗脚。

　　银川市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大力在社区、机关单位、学校等机构推广环保酵素制作方法。“这个简单，一学就会。你学会了制作环保酵素，就学会了垃圾分类。每年8月份，我和居民说，你西瓜多吃一口我就感谢，否则就扔到了垃圾桶里；如果能做成酵素，就是支持我的工作。”王新宁说。

　　银川市还构建了湿垃圾梯级利用体系：农贸市场、商超、冷链的尾菜做成牛羊饲料；还可以制作成环保酵素，成为植物液态肥，或加工成空气净化、道路清洗、融雪剂等产品，剩下的厨余通过快速高温发酵做成有机肥料。

　　“不分开湿垃圾，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垃圾分类”，王新宁总结道。他们将部分回收来的厨余垃圾，经过高温发酵制成有机肥，种植了5亩地的有机菜，用来送给参与的市民，“不参与的不送。”王新宁半开玩笑地说。

　　绿色账户与信用积分

　　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郝利琼女士在上海开展垃圾分类已有6年时间，目睹了上海垃圾分类的变迁。

　　郝利琼说，上海是自2011年世博会以来认真开展垃圾分类的，这6年来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上海市有人口2400万，地少人多，每天垃圾有2.4万-2.7万吨，有人计算过，仅12天就可以把上海万人体育场填满。自2011年开始启动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如今绿色账户已经有200万用户，居民源头参与率24%左右；已有十多家第三方组织专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其中爱芬环保的社区达到50%-80%的参与率；湿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系统一直存在并且不断扩大，目前处理能力2500吨/天，到2020年计划达到7000吨/天；还曾经在“十二五”期间设定了人均末端垃圾处理量每年5%递减的目标，到2015年实际降至0.66千克/天，但“十三五”随国家要求变为采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5%”的目标。

　　郝利琼在会场上为大家播放了短片，反映了上海生活垃圾从分类到回收流程：一位阿姨将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投放后，在旁边的洗手池洗手后，把卡交给值班的志愿者刷新，随即可以看到多少积分，能兑换哪些物品。

　　在谈到问题时，郝利琼引用了上海市一位相关领导的话—软激励有余，硬约束不足。“对社区有湿垃圾补贴，有宣传经费，有购买第三方组织服务，还有居民奖励；但没有法律强制力量，很多事情没有更有力地推动。教育性倡导性激励性为主，缺乏更强硬的手段和措施。只有立法和法规才能更有效地推动，这可能也是全国垃圾分类的硬伤。”

　　“垃圾是每天要产生的，与每个人都有关，这是很难的工作，需要每个人都能理解、参与。但年轻人参与得还不够，这是一个痛点。”郝丽琼说，目前上海正在探索将垃圾分类与支付宝信用系统对接，绿色积分可以兑换信用积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的年轻同事现在每天都要去支付宝刷一刷。”

　　目前上海像爱芬这样第三方组织有50多家，活跃在上海各个区县，专门推动垃圾处理工作。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推广大使、晶报记者吴建升在介绍深圳“八大分流体系”（即大件、餐厨、有害、绿化、果蔬、废旧织物、年花年桔、玻金塑纸等八大生活类垃圾）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八大分流中，前七项只要顶层设计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中，大件垃圾首先就是深圳绿果果按照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解决的。最难的是最后一类，来自居民的玻金塑纸，这是一项人心工程，需要社会组织更深度参与。”

　　在不久前，吴建升组织了一次业主论坛，将业主、业委会主任、物业、保姆公司、保姆全请来座谈，并通过家政公司和家政协会给保姆做培训，在一些高端社区，保姆是垃圾分类的主体。他表示，明年准备大规模地让更多公益组织深入到社区去，发动居民来广泛参与垃圾分类，他称之为“融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