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古道形成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时连接中国和吐蕃的主要交通大道。它的起点位于今陕西西安，也就是当年唐朝的国都长安，跨越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终点位于现在的拉萨，也就是当年吐蕃的都城罗些，总长度达三千多公里，是连接汉藏两族重要的文化通道。

　　由于唐蕃古道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着汉族和藏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交流的重任，经过十多个世纪的文化积累和沉淀，唐蕃古道最终形成了兼具汉藏两族文化之长的、独特的文化特点。虽然汉族和藏族本身有着各自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但是唐蕃古道却将这两种文化进行很好的融合和传承，并形成了特殊的古道文化。

　　通过唐蕃古道，承载着两族文化的各种物品进入了彼此的世界，两族人民对彼此的文化由陌生、抵触，了解、接受，最终发展到欣赏、融合。而文化的融合体现在两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衣物服饰，大到宫殿建筑，无不体现着两族文化取长补短的融合。

　　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特色服饰

　　首先，我们可以从藏袍的图案上看到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珍贵证据。在西藏的壁画或者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藏族服饰上具有融合两族文化的图案，比如“口衔忍冬凤纹图”、“凤凰卷草纹图”等。忍冬俗称金银花，其花初为白色，然后逐渐变为黄色，故此得名。由于忍冬具有不惧严寒的品性，所以通常被藏族人民作为坚忍不拔的象征;而凤凰则是汉族文化的灵兽，被誉为“百鸟之王”，具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服饰的图案将忍冬和凤凰融为一体，其寓意不言自明，是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产物。而“凤凰卷草图”同样是藏族服饰中一种常见的图案，由藏族的忍冬纹和汉族的云气纹结合而成，凤凰则跃然其中，图案尽显华贵、灵动之气，深得汉藏两族图案的精髓。

　　其次，我们可以从藏袍的等级看出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结晶。藏袍原本没有等级之分，汉族的服饰则等级森严，甚至连颜色都有区别。随着文化的交流，渐渐地藏族服饰也呈现了等级的变化。元朝时，藏族不同等级的官吏便穿着不同图案的藏袍，称之为“寸扎白玛加加”袍、“寸扎花尔白玛”袍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等级的官员需要穿着不同的藏袍，以示地位的差异。而这种体现等级的服饰，在清代得到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史书记载，清康熙时期，西藏的颇罗鼐便对贵族的着装有着严格要求。

　　再次，我们可以从汉族服饰的变化中看到藏族文化同样融合在汉族文化里。比如，唐朝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汉族服饰上开始逐渐添加各种饰物，并由贵族迅速推广到百姓中间，这种饰物的挂法就是深受藏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再比如，汉族服装中原本以短袖、紧身为主，后来演变为长袖、大襟，这同样是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可见，文化之间本无优劣、贵贱之分，彼此的交流和融合才是各族文化和谐发展的主要途径。

　　融合汉藏文化的瓷器艺术

　　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在两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瓷器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瓷器通过唐蕃古道由汉族流向西藏，受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在唐蕃古道沿途出土的很多瓷器，在图案、纹饰、文字和器形上都融合了汉藏两族文化。

　　成熟的瓷器烧制技术完善于以汉族为主的我国中原地区，可以说瓷器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贸易往来、礼品馈赠的主要物品，它在承载着各民族友谊的同时，也记录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瓷器从我国中原流入西藏早有记载，但早期的流入方式多以赏赐为主，并未形成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大规模的贸易往来盛行于明朝以后，所以，无论是从西藏还是西安，抑或两者之间的唐蕃古道，其传世和出土的明清瓷器，都具有明显的汉藏文化痕迹。比如西藏萨迎寺所藏的莲池鸳鸯纹龙纹碗，便在绘有汉族典型鸳鸯纹的基础上，添加了藏族人民所喜爱的莲瓣等纹饰，将两族文化通过瓷器完美地融合传承下去。而在故宫收藏的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则同样印证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将藏族典型器具僧帽壶以汉族的烧瓷技法烧制，并绘有汉藏两族共同的图腾——龙，完美地体现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除了大量的实物外，在诸多史料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查到关于承载两族文化的瓷器的记载。比如，《汉藏史集》中便有一章以图文形式记录了当时融合两族文化的瓷器的纹饰、图案、器形等细节。书中记载，从明代永乐时期，便开始大量生产具有明显藏族文化的器具，比如僧帽壶、藏草瓶(无柄壶)等，并在上面绘有梵文、藏文、汉文、八吉祥纹、青花折枝纹等兼具汉藏两族文化的装饰。这种器具既是藏族人民的日用器具，也深受汉族人民喜爱，并加以收藏，文化的欣赏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昭然于世。

　　从唐蕃古道畅通那天开始，汉藏两族人民便开始了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期间，无论是朝代更替或者战火纷飞，只能暂时隔断两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却始终没有阻隔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在清代瓷器中存在着更好地融合两族文化的绝世珍品。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八吉祥壶，就是汉藏两族文化更深层次融合的产物。与此类似的还有雍正影青僧帽壶、乾隆粉彩多穆壶。它们既是唐蕃古道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精髓的建筑

　　建筑是文化和思想的一种体现，今天，我们可以从藏族的很多建筑中看到两族文化的融合，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布达拉宫是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而在红山上建造的一座宫殿。由于追随文成公主入蕃的很多工匠参与了布达拉宫的设计和建造，使得这座宫殿兼具两族文化的精华。布达拉宫依山而建，整体结构为石木混合结构，宫殿外墙由厚达2-5米的花岗岩垒成，并且在墙体上浇筑铁汁用以加固。无论从用料还是工艺上，都保证了墙体的抗震性和稳定性。其中的铁汁浇筑便是当时唐朝建筑的主要工艺，而厚厚的墙体则是经常依山而建的藏族建筑的主要结构。宫殿的房顶和窗沿则采用木质结构，铜瓦鎏金的屋顶显示了唐朝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翘起的屋角和外挑的屋檐同样是汉族典型的建筑风格。而屋檐下面的墙面装饰则是典型的藏族建筑风格。宫殿的走廊曲折交错，让人感觉既神秘又虚幻，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将汉藏两族的历史与地理尽收眼底，这或许就是文化融合带给人们的最直观的感受。

　　除了布达拉宫，西藏很多寺院都能体现汉藏文化的融合，比如桑鸢寺就是一座典型的融汉、藏、梵文化为一身的一座寺庙。桑鸢寺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扎囊县境内，全名桑鸢永固天成庙，建于唐代宗年间。受汉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该寺主殿仿照印度阿登达波日寺建造，并含有明显的汉族建筑风格。中心大殿分为三层，分别由三种建筑风格构成，巧夺天工，浑然一体。以殿顶为例，一楼的殿顶是由方木构成的汉式结构;二楼殿顶则为典型的藏式风格，由彩色斜纹绘制的圆木构成;三楼则为拱形无柱架式结构，是印度梵式结构的典型代表。而寺院内的浮雕图案更是显示了汉、藏、梵文化的融合。在浮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奶桶、仙草、扎西德勒等典型的西藏图案，还可以看到法轮、经幢等典型的梵式图案、又可以看到鲜花、双鱼等汉族图案。这座建立在唐蕃古道尽头的古寺，每一个细节都向人们诉说着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文化是一个国家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唐蕃古道承载着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沉淀，连接着汉藏两族三千多公里的土地，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无论从历史的纵向看，还是从地理的横向看，唐蕃古道文化都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