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美]罗布·柯克帕特里克 著，朱鸿飞 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台词来说，今年是美国不同寻常的一年，经济萧条了，很多银行跨了，汽车业衰退了，“月球漫步”的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死了，“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主播克朗凯特死了， “教书匠”弗兰克·麦考特也化作了灰烬。一打开电视，好像到处都是坏消息。  

塞斯·诺特博姆小说《万灵节》中有个俄国女子季诺碧亚，在西伯利亚的漫漫长夜，在饥肠辘辘中仰望星空，想象着对外太空的探测，以摆脱对现实的失望（“脱离这个腐烂的臭粪堆。”）。近来美国大张旗鼓地纪念四十年前阿姆斯特朗的月球漫步，不知是不是要重塑美国信心？让人走出对现实的失望？  

    历史似乎真是有周期性，四十年前的美国和今天颇为相似，美国也陷在越南战争里头，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却因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受到了一定挫折。那一年美国的社会郁积着很多情绪。那一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曾经写过关于美国六十年代专著的作家罗伯?柯克帕特里克（Rob Kirkpatrick）专门写了一本书，描述美国这个不平凡年代压轴的一年，书名就叫《一九六九》。  

    那一年事情特别多。美国人计算时间，喜欢用“decade”（十年），而一九六九则是多事的六十年代这个十年的大结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那一大批人，这一年正血气方刚，这一年年轻人多，利比多泛滥。一九六九年，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限制级”影片《午夜牛郎》上映了。其宣传的用语是：“关于《午夜牛郎》的所有传闻，都是真的。”《花花公子》和《阁楼》打起了“私处大战”，把色情和暴露带向了主流媒体。那一年盛大的伍德斯多克音乐节开始了，摇滚迷们趋之若鹜，在音乐中疯狂。当时副总统艾格纽的女儿，还有几个国会议员的孩子都因吸毒，有被学校开除的，有被警察逮捕的，足见一个时代的疯狂。今日一些老人，提到自己六十年代的荒唐，还会寻思良久，从他们描述时候的表情和口气上看（他们会说：“你知道这些时候什么样子”），那种感情很复杂，既有一丝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缅怀，也有对年少轻狂感到的一些难为情。  

时隔四十年来看，那时候的美国，似乎是要让一切该泛滥的泛滥到底，然后再回头重拾山河。那一年是黑人民权运动登峰造极的一年。一方面，警察和FBI向黑人激进组织黑豹党宣战，甚至在底特律与黑人组织发生枪战。可是另外一方面，那一年的黑人学生，却在校园里掀起了另外一场波澜。《一九六九》对这些事件的描述，让人不时想起同一年大洋彼岸的中国文革，和另另一个大洋彼岸开展的法国学运。  

    年初，斯沃斯莫尔学院的黑人学生会突然向校方发难，提出包括添加招生办黑人工作人员，提高黑人学生录取比率等要求。校长力图在这些学生和校董之间斡旋，但是学生还是占据了学校行政楼。校长史密斯本来是个很开明的人，在其任内，该校黑人比例从无到有，增加到了5%，但是颇具讽刺性的是，这位开明的校长却在这次“得寸进尺”式的发难中，心脏病发作死了，他这一死，黑人学生才撤出了行政楼。那一年黑人占据学校办公室的事件时有发生，警方开进校园，有时也无可奈何，毕竟马丁·路德·金博士死后不久，尸骨未寒，遇到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问题究竟该判定为种族矛盾，阶级矛盾，师生矛盾，还纯粹是闲得发慌的成长烦恼？很难说，同一个事件可做不同界定和阐释，所以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学校处理也比较谨慎。  

    有一些学生的做法， 半真半假，有胡闹的成分。比如两百个黑人和西裔学生冲击了纽约城市学院校长办公室，嚣张地把校长的私藏的酒喝了个净光，以示革命。可是校方并不是很容易看出到底是胡闹还是较真。史密斯校长遇到的困境就给所有校领导敲响了警钟。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甚至专门建了个“学生抗议掩体”（student protest shelter）, 掩体建筑设在校园的另外一侧，里面红地毯、复印机一应俱全，还有可供四个秘书办公的地方。  

   除了黑人学生外，一些名校的其它学生也加入到抗议中来，使得“常青藤”（Ivy League），变成了所谓毒葛藤（Poison Ivy），连哈佛大学这个学子心目中的学术圣地也难逃脱冲击。反战情绪下的一些哈佛学生，不满后备军官训练队在学校的存在，发起了抗议，占据了哈佛行政楼，告诉校领导：楼我们占了，你们滚他妈的蛋。这所一九六九年还要求学生在饭堂都穿正装的著名学府，一夜之间，师道尊严没了，以至于要在建校333年后，第一次请动警方解决问题。对于很多老师来说，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之所以这些此起彼伏的运动没有失控，变成美国版的文革，是因为美国官方没有将这些问题过分政治化，出格的时候，多数是请动警察，从治安角度消解问题。另外，过了一段时间，人群也会自动分化，问题在这种自我分化中缓和下来，产生不了造就动荡的势能。在政治层面，左翼的泛滥，让六十年代逐渐走向颓势的右翼势力找到了新的空间，不然那一年老牌右派尼克松也上不了台。换言之，左翼的极端几乎是在作自我证明。目睹他们的作为后，一些极端派走向了温和，一些温和派走向了右翼。后来担任《新共和》主编的哈佛助理教授马丁·佩雷斯目睹当时的场景后称，“我想到了文明的问题。我当时想，日后，如何能重拾我们过去见到老师后，自发给出的那种尊敬？…这些学生占领行政楼的行为，让我一夜之间转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从左翼转向右翼了。”即便后来仍然略偏左的戈尔都怀疑这些过激作为。当年戈尔在哈佛读四年级，他的解释是他同情学生的事业，但是不赞同他们的方法。  

    经过这些事端之后，美国社会并没有走向混乱和无序，而是走向了新的成熟。黑豹党的革命和学生的折腾，电视和报纸的开放，都没有让美国的国家机器崩溃，反而是把一个现代社会会遭遇到的问题，全走了一个过场，没有人去捂着，压着，继而让问题恶化得不可收拾。更多的时候，就如同父母对待特别闹腾的孩子一样，不过是让他们闹，把过剩的精力消耗掉。据说美国是经历过了一九六九，才跨入了其现代时期。一九六九年就仿佛是宗教节日四旬节（多有斋戒）前一天的狂欢。  

    那一年，由肯尼迪倡导的登月行动，终于在尼克松的手下成了现实，在美国校园的纷乱，嬉皮的胡闹，和街头的对峙中，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那一刻，抗议者也好，烦恼者也好，左翼也好，右翼也好，白人也好，黑人也好，无不停下自己所作的一切，开始收看那真正的月球漫步，或是抬起头来，仰望明月高悬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