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中国人年平均阅读量是4.5本左右，同期韩国的年平均阅读量为15本，法国24本，日本44本，以色列68本。2017年4月17日，世界读书日前夕，纪录片《书声—北京阅读考》上线，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当代人的阅读生态。

　　该片耗时近两年完成摄制，制作组选择了北京不同时期的三个阅读地标—中关村、琉璃厂和王府井，走访北京数十家知名书店、出版社、电商企业、电子书企业、研究机构等，拍摄涵盖图书出版行业全产业链。被访者包括实体书店经营者、电商平台负责人、古旧书经营者、资深出版社编辑、电子书行业人士、作家、普通读者和消费者等近百人，全方位展示了一张当代社会阅读情况的调查问卷，也回顾了中国人关于阅读的集体记忆。

　　琉璃厂的前世今生

　　清代文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说，京师一无是处，只有“三尚可”：“书尚可买，花尚可看，戏尚可听”，其中“书尚可买”，指的就是琉璃厂。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外，西至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全长约800米。这里因烧制琉璃瓦而得名，却因为卖古籍善本而扬名。康熙年间，窑厂监督汪文柏奏请朝廷，于琉璃窑前的空地建筑房舍，招商承租，于是各地的书商纷纷在这里设摊，再加上从护国寺迁来的书商及古玩商，琉璃厂逐渐形成京城最大规模的书市，世所罕见的古籍善本以及精妙的古玩字画都在这里得以展示，也是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流连之处。

　　今天的琉璃厂，依然是古旧书籍的流通据点。只是这里除了当年老琉璃厂人的子弟，还有杜国立这样的书商。他身材敦实，脸上常挂着生意人和气生财的笑容。初中没毕业，他就来北京打拼，起先在建筑队里干活，有一天经过一个废品回收站，看到几本火车站常卖的杂志，问多少钱，老板说，一两本不用给钱，拿走看吧。有心的他当时就想到，“我也拿点这个去车站卖呗”，从此一脚踏入旧书的行当，并因此在北京立足，买上了房子车子。

　　如今杜国立做的不是火车站的地摊文学，而是有收藏价值的旧书。摄制组记录了他在潘家园淘货的日常生活。凌晨5点，潘家园鬼市，杜国立是这里的常客，时不时有人和他打个招呼。在一个板车摊前，他经过一番颇有技巧的砍价，以8000块钱买下了一批奏折稿本。事成后，他压低声音对边上的朋友说，“捡了一大漏”，随即按捺着雀跃快步离开。

　　其实，琉璃厂的创奇书商孙殿起也是为了讨生活才来到这里的。他出身河北农家，最开始在琉璃厂旧书商人郭长林门下学生意，又先后在琉璃厂其他旧书店打工。他在把古旧书生意做好的同时，还把精力投注于编书撰文上，他编撰的《琉璃厂小志》等书籍是研究琉璃厂历史的重要资料。

　　摄制组走访了包括中国书店总经理在内的一批老琉璃厂人，还原了琉璃厂如何在文化和生意之间达成平衡。

　　在琉璃厂，卖书是一门生意，也是一门学问，一门传承。孙殿起勤奋过人，刻苦好学，从招呼客人、上茶开始学起，逐渐精通了古旧书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还是书籍内容、作者生平、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他都烂熟于心，逐渐成为琉璃厂月薪最高的伙计。

　　1919年，孙殿起和著名藏书家、学者伦明合资在琉璃厂开设通学斋书店。此后的时间，孙殿起埋头于古籍群书之间，不仅精通目录学，而且还具备了丰富的鉴别版本的经验，常为郑振铎、陈垣等著名学者收书。

　　孙殿起贩书数十年，踏实严谨，和客人并不多寒暄，只是谈书、推荐书。凡经他手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孙殿起编纂《丛书目录拾遗》12卷，之后又编纂了《贩书偶记》。《贩书偶记》收集了清代著作单行本以及宋、元、明代的罕见古籍版本共1.7万多种，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补充。可以说，他虽然是生意人，但已经是一名学者了。

　　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书商，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100多家古旧书店，超过一半在琉璃厂，让这里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化地标。直到今天，琉璃厂依然承载着古旧书籍的修复。在中国书店古籍修复部，他们依然保存着最早的压力器，用古老但有效的方式修补那些残破不堪的古籍，让它们流通并传承下去。而杜国立们也在废纸堆里，凭借自己的眼光发掘出有价值的古籍，从这点来说，他也不只是纯粹的生意人。

　　新华书店，见证文革后的“书荒”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少数官方书籍，中国的出版业几近停滞。这也让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一个词：书荒。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见证了文革之后人们对书籍和阅读的如饥似渴。

　　当年许多外地人从北京站一下火车，立马直奔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据当年亲历者回忆，那不是在买书，而是抢书。人们排了500多米的长队，一直排到了长安街上。书店整包书都来不及上架，随拆随卖。四大名著供不应求，人们不是一本一本地卖，而常常是“这一套全要了”。书店员工从早上8点上班一直卖书卖到晚上7点都关不了门，收钱收到手酸，午饭都没法吃。这种狂热，“动人又惊奇”，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人们太久没有接触到光明正大的阅读了。文革时期，真正的民间阅读在地下。灰皮书和黄皮书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有一批系统翻译出版的苏联东欧及西方“反动”书籍，只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和有关单位才能凭借内部购书证和单位开具的证明购买。其中，灰色封面是政治经济类，例如，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等等;黄色封面是文艺类，例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三岛由纪夫的《忧国》、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等等。灰皮书、黄皮书由此得名。

　　“本书及我社出版的其他内部发行图书，均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这样的内页声明似乎只会加速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民间的私下流通。

　　《军人不是天生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退休编辑张福生插队时看到的第一本黄皮书。他在纪录片里回忆说，尽管这本书已经残缺，但仍然令其大为满足。“也是为了一种虚荣心，读过几本黄皮书，就跟今天小孩看过《哈利波特》一样。互相问你看过什么书，看过别人没看过的，多读几本，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人大教授张鸣在纪录片里戏称，能看到灰皮书的都是大人物。他自己和当时所有人一样，逮到什么看什么，当他第一次看《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看一半就气呼呼地扣上了：怎么敢说斯大林不好呢?尽管如此，最后他还是把整本书看完了。

　　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大学时一年能买100多本书，为此他大学四年一直是饿过来的。他曾经得到一本没头没尾没有作者的外国名著，读得如痴如醉，直到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那就是《尼贝龙根之歌》。如今，他收藏了好几个版本的《尼贝龙根之歌》，和当年购买的《神曲》、《忏悔录》等几百本书藏在家里的三楼，轻易不示人。

　　手抄本是当年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读手抄书将被处分，然而这依然不能阻止手抄本在知青当中的流传。

　　1967年，后来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的张宝瑞开始写悬疑小说《一只绣花鞋》，一开始只有几页纸。他坚信能发表，于是有意识地多抄了几份流传。这些文稿被他哥哥带到内蒙草原，被他表哥带到了西北部队，被他同学拿到东北吉林。有一次，他的邻居兴奋地向他描述一本手抄书的情节，他一听，这不就是我的故事情节吗?而在流传过程中，这个故事已经不断加工，甚至连人物都增加了。

　　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工作，首先给出版局打了报告。第一批书是49种文学名著，其中包括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这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当年纸质书刊的印数，在今天看来堪称辉煌。《基督山伯爵》107万册，《红与黑》156万册，《少年维特的烦恼》179万册，《西厢记》101万册……

　　随着思想的解放，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联合中国25家出版社出了100多种经典图书。此外，198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2012年，一共出版了包括政治、经济、法律、语言、哲学、地理六大类的 599种学术名著。

　　为了确保进入这套丛书的都是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学术名著，商务印书馆每隔四五年便召开一次“汉译名著”论证会，遍邀各领域的权威学者，选定下一辑的名单。这也让这套丛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套汉译思想译丛，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知识分子。

　　1982年第一批出版的图书，商务印书馆预留了500套作为库存样书，但由于读者求购的热烈，最后一套也没有留下来。

　　阅读的电商时代

　　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因为紧邻清华北大等顶级学府，曾经一度是实体书店繁荣之地：风入松、国林风、中国书店、海淀图书城……但如今许多实体书店退出了历史舞台。

　　2011年，风入松书店门口张贴一则小小的通知：因书店老化，需大范围检修，给诸位读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从此风入松就没有再开业。连万圣书园的创办者刘苏里都说，早知道是这么个赚钱法，我当年可能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这背后的原因是：国人与一路爬升的GDP背道而驰的日趋下滑的阅读率。2015年，国民阅读率58.4%，低于1999年60%的水平;另外，还有电子书、电商的直接猛烈的冲击。

　　就在风入松书店倒闭的前一年年底，京东商城宣布强势进军图书市场。它联合国内最强大的出版社，以更低的折扣、更快的配送速度来吸引顾客。 2016年“双十一”前夜，京东商城位于亦庄的图书仓库灯火通明，他们正在为马上到来的电商购物狂欢节作最后的准备。看似冷门的图书和衣服、电器等其他品类一样，成为电商狂欢里的一部分。

　　电商起初的低价售书多为传统书店人士所诟病，然而几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文艺青年们仍然留恋书店温馨而深厚的文化味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会去网上比价购买，以及享受足不出户的便利。

　　三联书店尝试走一条新的道路：总经理樊希安在台湾看到了诚品24小时营业的经营模式后，十分心动，却担心移植到北京水土不服，毕竟台湾四季气候宜人，北京冬天寒冷。后来他参加俄罗斯书展，特意去了一趟圣彼得堡。在那里，他询问24小时书店的店员冬天生意如何，对方很肯定地告诉他，冬天更好，因为冬天外面冷，书店里暖和。

　　于是，他下定决心推动三联书店24小时营业，这成为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在他看来，这不止是一次经营模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寄托了他认为人们需要通过阅读重塑信仰的愿望。

　　这一尝试令三联书店的销售业绩增长了70%，利润增长了110%，也让三联书店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有人专门从新疆喀什坐火车过来，体验一下三联的夜读，甚至有几对年轻人因为在这里夜读相识，最后步入婚姻殿堂。还有人在生活最贫困最潦倒的时候，无处可去，选择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在这里过夜……

　　对于电商，传统出版人意见褒贬不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迄今都不看电子书，但他也不担心出版的消失。在他看来，电子出版不过是新的业态。他相信，经济越发展，文化也必定随着发展，出版永远不会是夕阳产业。“如果固守纸质出版，被淘汰了，那是你被淘汰了，出版业本身还在往前走”。

　　当代人的阅读方式，早已随着时代而变得更加多元了。手机上、kindle上，地铁里……旧书借助网络流通看起来毫无悬念。

　　孔夫子旧书网是二手书籍特别是古旧书籍最大的网上集散地。创始人孙雨田最初只是想做一个大学二手教材的流通，但最终他们从民间及废品回收站收购了古旧图书，重新定价流通。他也建立了一个公益图书馆，供读者免费借阅。

　　情怀是读书人的标签。2015年，杂书馆成立，音乐人、脱口秀明星高晓松担任馆长。3000多平方米的杂书馆既是一家大型私立公益图书馆，也是一所免费公开借阅的藏书楼。

　　这里藏图书及纸质文献资料近百万册(件)，包括大量的线装明清古籍文献、晚清民国期刊及图书、名人信札手稿档案等，其中很多资料国图都没有收录。周末这里往往有四五百人前来阅读。在高晓松看来，这些书籍资料“最好不要把它埋没了，不要继续只有两三个人顾影自怜地看，应该早早走出那种顾影自怜的历史研究。”

　　三集的《书声》在考察阅读链条上的种种的同时，也梳理了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主流阅读的变化，从科举的四书五经，到清末为了富国强兵的种种经世救国的编译，到文革时突破禁忌的精神渴求，到文革后的求知爆发……从中不难看出，阅读史其实是一部社会变迁史。

　　爱书人总是感叹当今阅读的衰微，但《书声》团队在媒体上表示，根据某电商平台发布的数据，2016年，48%的中国人年阅读量在10本以上，73%的中国人阅读量在5本以上。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而另一个消息是：《书声》团队探访了10多家北京的著名书店，包括万圣书园、三联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西单图书大厦、三味书屋、彼岸书店、蓝梦书屋……每家书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每家书店都有从外地专程探访的爱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