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仁以“青绿山水第一神品”为灵感创作的《千里江山》，泼铜为山，将青绿山水的雅趣铺陈于立体的“画布”中 

　　朱炳仁一生追求创新、创造，发明了很多工艺技法，同时他又是艺术家，把艺术元素加入到铜雕作品中 

　　从三十六七岁时才拎着一把家传的榔头进入当时不被看好的铜艺行业，到62岁走出“跟历史的对话”的框架，颠覆性地创造了一门新的“熔铜艺术”，开创了一个被称为“熔现实主义”的新流派，现年81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以承前启后的姿态，改变了铜文化历史。 

    朱炳仁的现代熔铜艺术作品，实现了中国铜雕技艺从“铸鼎象物”到“离形得似”的颠覆性创造和蜕变 

　　“朱府铜艺”再放光彩 

　　虽然是“朱府铜艺”的第四代传人，实际上朱炳仁与铜结缘时已年近40。谈起家学渊源，他感慨颇深。 

　　“朱府铜艺”第一代在绍兴。清同治末年（1875），朱家长房长子朱雨相带着三弟朱庆润在石灰桥畔开了一间“朱府义大铜铺”。“朱家本是文人家庭—朱庆润的书法现在还留在上虞曹娥庙里，老太爷的一幅行书楹联刻在双桧亭石碑上，与于右任手书楹联比邻而立。”朱炳仁说。从文人到工匠，朱家先祖的决定是艰难的。“那个年代工匠跟文人是两个阶级，被人看不起的。”朱炳仁顿一顿继续说道，“但实际他们是有远见的。社会动荡，靠文人的一支笔能吃饱饭吗？肯定要饿肚子。所以他们就‘弃道从匠’去学打铜，把饭碗留传至今，不一定是金饭碗，却也是打不碎的铜饭碗，能够让全家生活下去。” 

　　不过对于如今家族铜雕技艺的传承，无论是朱炳仁，还是他的儿子“朱炳仁·铜”品牌创始人朱军岷都看得颇为开通、豁达。但作为第六代传人，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朱炳仁之孙朱也天却对生涯规划的认识颇为清晰。他说，“如果有能力的话想从事与材料相关的研究。我们家是世代做铜的，要是能通过前沿科技，使得铜和新材料结合，这样产业可以实现新的突破。” 

　　朱炳仁说，孙子帮他圆了梦。“大学对我来说是个梦”。朱炳仁生于1944年11月，铜被列入战略物资，“朱府铜艺”难以为继。他的父亲、铜铺第三代传人朱德源举家迁往杭州，在浣纱路开设“朱德源书画社”，为杭城写了2000余幅招牌字，另为名山大剎书写楹联匾额百余幅，还将书法用铜来做。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拾起这门手艺，几个儿子也开始学习制铜。 

　　1982年，朱炳仁辞工作进入制铜行业，“我喜欢玩、也喜欢创造，所谓创造实际上就是要看到历史、过往它的不足，我们来完善它。我做的事情不一定每件都成功，但做了就有成功的希望。” 

　　从铜招牌做起，到历史上第一幅铜壁画，中华第一高铜殿“灵隐铜殿”，规模最大的铜建筑群“峨眉山金顶”，现代第一座青铜大宅“杭州江南铜屋”……2002年朱炳仁力排众议，历时4年、以280吨铜为雷峰塔“披”上彩色铜衣，经20多年的技法积累，如今他一人独揽中国当代十大铜建筑，被誉为“中国铜建筑之父”。他和团队凭借50多个“第一”，使“朱府铜艺”穿越历史的烟尘，再放光彩。 

　　《燃烧的向日葵》充满了生命的律动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铜是最早被人类所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经数千年淬火锻造，以青铜为代表的铜器采冶和铸造技术已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有辉煌的青铜器文化，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超过全世界所有国家出土的总和。”不久前刚去过三星堆的朱炳仁，对那里硕大的青铜面具制作工艺赞不绝口。“当时的技术无法整体铸造，不可能模具一次成形，我的分析是，它是分别浇铸再焊起来的。可那个时候既没有电更没有焊机，怎么焊的？3000年前的工匠非常了不起，铸造工艺很神奇，其中运用了榫卯结构，铸焊分割的技术非常有意思。” 

　　朱炳仁表示，作为铜文化的传承人，“自己怎么做都做不过前人，无法超越”。只能另辟蹊径，“创造我们这一代的文化”，才能攀上新的高度。“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要脚踏实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对于朱炳仁来说，不光不能踩在前人的脚印上，而且“不能踩在自己昨天走过的脚印上”，要跨出新的脚步。“传统的铜文化展览以展示青铜器为主，大家在欣赏文物、与历史对话的同时，作为当代人也应跨出新的一步，创造从青铜模具中走出来的新技艺和新的表现手法，以此表达现代人的精气神。” 

　　朱炳仁创造“熔铜艺术”，开创“熔现实主义”新流派的契机充满戏剧色彩。 

　　2006年5月25日，这天本是喜庆日子，产房门打开，护士抱出来一个胖乎乎的男婴，孙子的出世给朱炳仁带来莫大喜悦。正在这时朱炳仁接到一个电话：常州天宁宝塔着火了！ 

　　“我们当时在天宁寺新建的宝塔外面‘披’了一件铜衣，铜瓦铜柱铜梁铜斗拱，塔高153.79米，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座铜塔。我听了电话心头一惊，因为不知道火势多大，有没有严重的后果，就让儿子留在医院照看。自己赶到现场一看，真是惊心动魄，消防施救后地上一片狼籍。”朱炳仁立刻组织力量检查塔身，结果令他把心放了下来。“火灾发生时有28个工人在塔上，分毫未损。佛塔除一层屋檐烧化之外，其他部分基本完好，一没有伤筋、二没有动骨、三没有毁容，里面的佛像非常庄严地安睡在那—后来把它完全修复，现在是非常著名的文化景观。” 

　　检查塔身的时候，朱炳仁突然发现铜瓦融化后经自由落地下来流淌在地上的铜件与众不同，“那些铜瓦铜柱融化的铜件，以前说是铜渣，互相拥抱互相迭加，产生了一种新的肌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感觉很当代很艺术。我突然觉得，铜不一定都要在模具中成型，我可以跳出模具，用新的方式：自由的方式、解放的方式、灵魂的方式自由发挥。”朱炳仁将这种全新的创作方式形容为“上天给了我一个新的密码，一个铜文化发展的新密码”。 

　　激动之余，朱炳仁也很感动，他让工人们留了一部分铜渣出来。“本来都是要拿去回炉的，我用上天给我的密码，将它们做成艺术品，第一件‘熔铜艺术’作品《阙立》捐给了国家博物馆，另一件作品则捐给天宁寺大方丈，他写了四个大字：佛塔舍利。就这样我让铜自由流淌，采用各种不同的配方温度环境时间，经过几千次的试验，最后形成了一门新的艺术，打破了铜制品都是在模具中成型的千古定律。” 

　　人体铜雕实验性作品《跳舞的人》

　　八十而立 香江涌金 

　　朱炳仁特别推荐自己的人体铜雕实验性作品《跳舞的人》。“以前所有的人体雕塑，哪怕是米开朗基罗、贾科梅蒂的作品，都是在模具下成型，在‘压抑’的环境下才能创作，从哲学的角度看是不自由的。”朱炳仁笑道：“我这个人体雕塑则是放飞自我，做自己人生的舞者。” 

　　他承认，其实这“舞者”“就是我自己，是我‘八十而立’的写照。”相比贾科梅蒂《行走的人》带给观者那种孤独、忧郁，以及环境带来的压迫感，《跳舞的人》无疑是欢快、自信、自由的。“它是正能量的，不管人生有多少困难、多少纠结、多少沧桑，一定要在自己的舞台上舞出你的人生。你可以发现，熔铜艺术形成的人体结构是非常灵动的，能够体现当代中国人的朝气、雄心，蓬勃向上的精神。” 

　　他的另一件大型熔铜艺术装置是专门为香港创作的《香江涌金》，用熔铜的流动与凝固，捕捉波澜壮阔的维港浪潮之瞬息万变，金灿灿的熔铜线条充满律动，富有生命力。寓意香港这座财富之都在走向富贵的大路上，黄金扑面而来，藉此表达对香港未来的美好祝愿。 

　　在朱炳仁之前，铜作为建筑材料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上有铜建筑，不过体量很小、也很矮，最高只有8米，大小不过二三十平方米，因为受材料的局限，铜材本身不能作为承重材料，如果做高做大很容易塌掉。”朱炳仁说，当年明清工匠留下的铜殿，工艺非常精美，真是了不起，但是谁来突破、怎么突破？“既然你承重不了，我用其他材料—用钢结构、混凝土来承重，钢骨铜身，铜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承重结构的一部分参与进去。” 

　　朱炳仁认为，铜所具有的文化底蕴、艺术美感是其他材料不能取代的。“它不像铁，总是不断剥落，生着红锈的外衣，想显露自己白皙的身躯；也不像金，不断用闪耀的光芒，毫不掩饰自己的高贵存在。铜默默地掩隐在深绿色的氧化层后，坚守住自己沉稳、理性的脾性。当然钢也可以做得很美，但铜仍具有相对的优势。” 

　　他做的第一座铜建筑是灵隐铜殿，高度12.6米，超过8米高的五台山铜殿一半以上。“超越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做桂林铜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铜塔，高47米；再后来，我做了雷峰塔、天宁宝塔，又远远突破了它的高度。我做的普陀山的一些大殿，包括峨眉山金顶，可以做到几百几千平方米，这样的突破实际上是因为材料应用上的多元融合”，朱炳仁话锋一转，“今天我在维多利亚港海滨散步，周围高楼林立、一片时尚现代繁华景象，我在想这里缺一座铜建筑，铜塔铜殿或者铜的大楼，这对我来说是个遗憾。香港在文化上素以海纳百川闻名，没有兼容并蓄就没有香港，维港畔的一座铜建筑或许能更加体现香港的包容。” 

　　中国铜建筑的开山之作—杭州雷峰塔。黑氧化色的铜瓦，斗拱及梁柱呈现阳刻凸花的中国红，不仅保留了铜的美学意义，也增添了中国元素，成为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宝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