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政府对消费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25年全国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首要任务提出。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从提高收入、增加高质量供给、优化消费环境等各个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同时，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六部门召开联合记者会，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促进消费的相关措施和部署。

 

　　由此可见，扩消费、促增长已经取得广泛共识，一系列政策信号的密集释放，既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精准回应，更折射出中国发展阶段与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

　　扩消费、促增长的底层逻辑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跨越。数据显示，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作用。但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至3.5%，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所下降，居民储蓄率却不断上升。这一矛盾现象反映出传统增长模式面临的瓶颈。在此背景下，消费政策从短期刺激转向系统重构，是当前破解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

　　究其原因，一是消费已成为衡量民生福祉的重要指标。当14亿人的消费选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购买家电、汽车等实物商品逐步扩展到健身、培训等服务体验，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在推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随着越来越多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出现，民众生活质量不断提升。所以，消费的多寡不仅代表了人们获得的商品和服务量，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高低。

　　二是消费驱动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消费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指引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并通过复杂的供应链传递，快速壮大经济规模。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市场规模突破1100万辆，同比增长38.1%，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体现了中国居民对新能源车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还直接拉动锂电、充电桩等20余个产业链快速发展，全球70%以上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并造就了一批像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世界级水平的公司。

　　三是消费成为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缓冲。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外部环境，截至2025年3月25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加征20%的关税，未来全球经济还有可能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更大的冲击。培育超大规模国内消费市场，既能为出口受阻企业提供转型缓冲，又能倒逼供给端提质增效。

　　扩大消费的突破路径

　　从2024年数据可以看出，当前物价相对低迷，高储蓄率和负债率并存，人们消费欲望不高，这是造成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找到突破口至关重要。

　　首先，提高居民收入，筑牢消费根基。多措并举构建可持续的增收机制—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工资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稳定的工作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对于暂时失业人员，要通过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培训补贴等措施提升其收入；要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在当前形势下，尤其要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加大上市公司的分红力度，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多惠及普通大众；要健全社保体系。比如通过试点育儿补贴、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等举措，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负担，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

　　其次，通过供给侧创新激活消费潜能。随着人们对健康和精神需求愈加重视，如何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成为激发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要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加大对外开放，畅通国际国内大循环，让更多高品质商品进入市场。以服务消费为突破，培育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消费，填补中高端服务供给缺口。例如，发展智慧家居、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以创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同时，也要加大金融产品供给，壮大居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深化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拓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的业态，破解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瓶颈，提高居民获取商品和服务的效率。

　　再次，优化消费环境，破除消费壁垒。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各地政府要切实清理歧视性政策，简化审批流程，推动跨区域市场监管协同，破除商品流通的“隐形门槛”，促进优质商品与服务跨区域自由流动。要强化数字赋能，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通过智慧物流、数字认证等技术手段，完善产品质量溯源机制，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针对大数据杀熟、预付卡跑路等居民深恶痛绝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让“放心消费”成为人人共识。同时，在医疗、教育等领域放宽外资准入限制，让各类消费群体都能找到合适的商品和服务，形成梯度消费格局。

　　重点关注领域

　　扩大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可持续的消费能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这绝非通过简单促销可以达成，涉及到深层次的经济改革，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储蓄与消费的关系。截至2023年末，中国居民杠杆率（居民债务与GDP的比率）达72.4%，同时居民储蓄居高不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信心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当前形势下，仍然需要以下调贷款利率等措施，减轻居民负担，同时避免房价大幅波动，缓解资产价格对即期消费的挤压。同时，也要避免过度消费，控制居民整体的宏观杠杆率，实现储蓄和消费的动态平衡。

　　第二，短期刺激与长效机制的关系。部分地区通过发放“消费券”、购物补贴等方式刺激消费，短期效果非常明显。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活动的后期效果必然会越来越弱。因此，如何让居民具有可持续的“消费力”更加重要。从“消费券”到“消费力”的转变，要求建立最低工资动态调整、强制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保障，使政策红利转化为内生动力。

　　第三，各部门政策之间的协同关系。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超长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券比上年都有适度增加，为促增长、扩消费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要看到，增加居民消费信贷、降低企业税费、完善营商环境也需要同步跟进，最终形成长效增长合力，才能避免类似“撒胡椒面”式补贴所带来的浪费情况。

　　站在新发展阶段的起点，消费政策的升级实质是中国发展逻辑的重构。扩大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普通大众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因此，要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唯有让百姓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才能实现以消费促进高质量发展。

　　卞永祖 《管理现代化》杂志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