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稻葵获得了第二届“京华奖”。这一奖项是北京市授予侨界人士和港澳同胞的最高荣誉。在接受采访时，李稻葵侃侃而谈，对问题一概不拒。其中很多敏感的话题，他也坦诚布公。

　　这可能与李稻葵对经济学者在公共空间中角色的理解有关，“经济学者就是要面对媒体和公众，由此更好地沟通民众与政府，以协助政策制定者作出更好的公共政策。”李稻葵表示。

　　在农村接受经济学第一课

　　1963年，李稻葵出生在北京，但幼儿园还没有毕业就伴随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热潮，跟随父母去了湖南农村。

　　李稻葵坦承，农村生活很艰辛，但也成为他观察人类社会的开端。“城市的小孩不懂死亡，但那时在中国农村，死亡太常见。我家的一个房东就突然去世，对我的生死观有很大的冲击。”李稻葵说。

　　农村生活也帮助李稻葵形成了他对经济学最初的直观理解。“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经世济民的学科，是面向社会、面向政府、面向决策者的学科。但事实上，经济学首先是面对选择、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李稻葵说。而经济学中“消灭选择”的第一课就是在湖南农村生活时获得的。

李稻葵

　　上小学的第一天，同学们课间把当时还叫“李小葵”的他叫到操场。李小葵以为同学们要欢迎自己，但刚过去还没站稳，一个同学悄悄跑到他身后，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幸好那时候没有手机，但对我而言，已经是我人生的奇耻大辱。”他笑着说。

　　当时，李小葵的第一选择是找班主任，“我向班主任告状，班主任讲的是方言我没太听懂，大概的意思是说，‘你小子真笨，连自己的裤子都保不住，还有脸找我，你靠自己吧。’”

　　后来，李稻葵想自己是没有别的选择，必须靠自己。怎么靠自己?李小葵想到了三件事：第一件是要保底线，他找到妈妈，要了绳子，把裤子扎紧。第二件是他意识到自己要跑，打不赢就要先学会跑。“学校离食堂大概有两公里，我害怕别人打我，每天放学都是第一个从课堂里跑出来，跑到我们食堂”。第三件是他得学，“我观察别的孩子们怎么打架，怎么一个打法”。

　　后来，李小葵终于获得了一次机会，尝到了胜利的甜头。自那以后，再没有人敢随便欺负他。“那是我‘抗美援朝’的胜利。”李稻葵说。

　　在李稻葵看来，这件事情更像是经济学的启蒙：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才能够被激发出来，才能够真正地自救。“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了。”李稻葵说。

　　在经济改革热潮中学习经济学

　　李稻葵真正开始学习经济学是1981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而他最终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得益于家庭教育的影响。“初中时，我父亲认为年轻人去认识经济管理这门学科很重要，因为当时正好是改革初期。他的想法影响到了我。”

　　父亲对经济管理学科的重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所关心问题的体现，而李稻葵本人生活变迁和人生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变革的缩影。

　　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大潮席卷中国，人们对未知世界充满着无限激情和好奇，各种思想进行着碰撞。当时，年轻经济学家们怀抱济世热情和新知识，勇敢走在改革第一线。为了让普通老百姓接受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学观念，比如“物以稀为贵”这种最基本的概念，他们付出了很大的艰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经济改革很有可能会出现挫折。

　　李稻葵也受到这种大氛围和当时经济学者精神的影响。“很受前辈们的鼓舞。”他说。在他看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家传承了经济学界前辈的精神，但这一代人又有自己的特征。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有海外留学与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更能见到并深入了解不同制度和经济学学派的优劣，再回头看中国时，观点和思路会和当年的经济学者们有所不同。”李稻葵说。

　　李稻葵说，就可能像郎平与袁伟民的关系，两者精神一脉相承，但郎平在国外学习与执教的经历，让她在训练方法上有了更多的创新。

　　中国情怀难以割舍

　　受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潮的影响，李稻葵奔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并在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至1999年，他在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

　　尽管在国外求学并且执教，研究中国的问题一直是李稻葵的兴趣，中国情怀难以割舍。也正是因此，他才放弃了纽约大学金融系的高薪工作，选择了密歇根大学。

　　“找工作时，第一个去面试的是纽约大学金融系，面试成功以后不久，另一所大学，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很快也给我打电话，要请我去经济系工作。”李稻葵说。

　　此时李稻葵面临着选择：纽约大学金融系，在华尔街隔壁，金融研究水平非常高，而且工资整整是密歇根大学的两倍。”在做决定时李稻葵想到，当年自己出国，选了经济学，关心的是中国的问题，想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在思考，如果我去了纽约大学，只让我研究金融的问题，跟中国不直接搭界，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我会高兴吗?所以后来我决定去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李稻葵说。

　　在李稻葵看来，这也可以用经济学的道理解释，“我想的是未来，想的是所谓的人力资本。这里的人力资本，就是你未来获得幸福、获得快乐的能力。”

　　不做在象牙塔中的经济学家

　　怀揣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兴趣，1999年李稻葵回到中国，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2004年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此后工作重心进一步转向中国。

　　对于李稻葵而言，与美国趋向于成熟与稳定的经济制度相比，中国的很多经济制度仍在讨论与形成过程中，经济学者可以扮演一个更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当时回国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华裔经济学者应该回到中国，参与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

　　李稻葵认为，经济是一个各方博弈的过程，最终是各方立场与利益相碰撞和妥协的结果。而经济学者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首先，经济学家可能比其他人对人类经济社会历史多一点长线的观察。而且，与政策制定者相比，学术讨论的空间和尺度都更大，“这对于充分考虑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大有裨益。”

　　李稻葵认为自己作为经济学者，在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充当着信使的角色，“提前跟社会各方打好招呼，以便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它的落实。”

　　出于这种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李稻葵经常通过媒体对公众发声。李稻葵还开通了微博，在上面分享自己的观点，目前微博拥有300多万的粉丝。同时他也积极对决策者提供建议，本人也在公共领域担任职务。

　　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李稻葵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一职。当时，他在微博中表示，大学出去挂职的不少，这次是学研挂职：即学校工作不丢，挂职期间不负责具体工作，但必须认真学习研究有关工作，力求研究解决一两个问题，推动相关改革。

　　不惧做可能令人讨厌的信使

　　李稻葵也自知信使是令人讨厌的，可能两面不讨好。有时公众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会忽视公共政策的长期效应。

　　2006年中国成品油价格水平首次上调，同时，政府也建立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给予适当补贴的机制，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征收特别收益金。

　　李稻葵是这一政策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对石油进口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石油市场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当石油价格继续高涨时，世界石油市场的运行会在某些节点上出现停顿，即很多国家会要求本国内或者本国可以控制的石油公司，不按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供给石油，而是采取一种协商性的价格购买。但中国本国石油资源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所能控制的石油资源和石油公司有限。

　　“试想，当美国、法国等西方石油公司在本国政府的要求下以低价提供原油时，市场的缺口就全部抛给了中国，而中国的石油储量又相对非常低，因此，中国经济将可能出现有需求、无供给的尴尬局面。这无疑会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李稻葵说。因为这个具有经济学家视角的理性立场，他招致了诸多来自公众的批评甚至是谩骂。但他不认为决策者和公众利益对立。“决策制定者当然也希望老百姓长居久安，只是双方的视角不同，时间窗口不同，所以经济学者要沟通双方。”李稻葵说。

　　李稻葵对公众非理性的谩骂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有道理的我当然要听，而且经济学者本来就需要了解大众的声音，同时传递给决策者，这个沟通渠道要保持畅通。但不对的太激进的我就选择性忽略，不然也无法保持一个理性、平和的态度。”

　　关注中国社会公平问题

　　作为一个积极推动更好公共政策出台的经济学者，中国的社会公平一直是李稻葵关注的重点，因此在2012年个税修正案征集公众意见时，他对个税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炮轰”。

　　当时李稻葵在微博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个税设计上简陋，累进率高达北欧水平，没有社会基础，部分人理直气壮漏税，事实上演变为工资税。

　　后来，李稻葵又在《新财富》杂志上发布署名文章《个税必须全面系统改革》。在该文中，李稻葵指出，“个税体制设计极其简陋，甚至‘弱智’。他的观点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强烈反响。

　　“中等收入人群是应该被呵护和培育的。但在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财产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者，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与GDP相比差距更大。个税是在专门打击这个群体。”在采访中，李稻葵依然坚持自己四年前的立场。

　　李稻葵说，任何税收都是强制没收，因此存在政治成本。其他税收也有政治成本，比如企业税，但它是双向的，在企业式微时，政府会反过来提供相应的支持。再比如，房租税只有5%，但房主不需要付出太多的额外劳动。但个税征收的政治成本太高，因为当个税缴纳者陷入困境时，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够完善，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李稻葵对另一个影响中国社会公平的问题—房价上涨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大城市像北京，要长期发展，就需要解决年轻人事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精准调控，对人才进行适当政策倾斜。”李稻葵说。

　　李稻葵建议，北京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请开发商进行开发，但北京市持有，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给青年人才。

　　但李稻葵同时也认为，年轻人可以把重点先放在工作上，不一定要赶上房地产上涨的大车，“年轻人最大的股票是自己，要想去哪个城市更适合自己发展，生活更充实，而不是过多考虑房价。”

　　徐 璇 中国新闻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