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2月，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随着高龄患者的不断增多，一系列医疗和社会问题随之涌现。

　　如何让这些老年人有一个安享的晚年，离去时尽量远离痛苦?2015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医院管理局前主席、香港智经研究中心理事胡定旭递交了《在中国实施缓和医疗刻不容缓》的提案。他呼吁，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实施缓和医疗迫在眉睫。

胡定旭

　　与身不由己说“不”

　　“缓和医疗”是胡定旭的Logo，说起这个中国人还有些陌生的词汇，他那笑意不去的脸上现出一份急切。

　　在记者的笔记本上，胡定旭写下这个词的英文：Palliative Care，并郑重解释，物理治疗对末期患者逐渐失效，只会令他们饱受痛苦，而以缓和医疗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会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光中尽量舒适，有尊严、平静地离去。

　　“缓和医疗”理念问世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世卫组织提倡和推荐，并在数十个国家推广。它的三个定义是，一、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必然过程。二、既不推迟也不延后自然来临的死亡。三、解决所有临终者的不适和痛苦。在亚洲，首先进行缓和医疗的是日本，纳入医保后，99%的日本人选择通过缓和医疗步入死亡。

　　据了解，除了一些癌症患者的末期会拉得很长，一般病人的末期阶段平均不足一个月。为了减少这一“终点之痛”，从2006年起，胡定旭便与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神经外科医生凌峰等开始探讨以缓和医疗的方式，让生命临终的“灰色”减到最低。而“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地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工业化’地死去。”

　　说起这一医疗方式的重要性，胡定旭表示，港澳台地区都做得很好，但这一医疗方式尚未福泽内地的末期患者，他建议政府尽快将其纳入医保，并成立专科，进行相关的医疗培训。

　　在拥有700万人口的香港，20多年来一直运行着一套以“全民保障”为原则的医疗制度，“不让任何一个人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医疗服务”，被世界公认为近乎完美的公共医疗管理体制。

　　胡定旭说，在香港的公立医院，每日只需付费100港币，便可接受缓和医疗的服务。政府每年拿出500亿港币用于医疗卫生投入，每人每年平均7000元。当医生判断末期病人生命只有6个月时，即会启动法律程序，病人可以提前立下“预嘱”，放弃呼吸机等有创抢救，进入“安宁疗护”阶段，在音乐治疗师、营养师、临床心理学家等的指导下，平静度过最后的时光。

　　善终是一种福报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日渐严峻，养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老而富足、“优雅地老去”成了很多人的愿望。

　　在香港医管局做了10年主席，看到最后阶段的病人被“过度治疗”，家人也备受折磨，胡定旭对缓和医疗的实施痛感迫切。

　　“中国人讲究善终，吃完饭，睡一觉，走了，那是极大的福气。最怕的是管也插了，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还没能留住生命。”胡定旭说。

　　“比如一位老人家，明明知道如何治疗都没用，还是要插管子，使用心脏起搏器和肺部呼吸机，等于全身都身不由己，本人其实痛苦莫名。身边的子女，谁敢说把管子拔掉?没人敢。”说起这些，胡定旭一脸的无奈。

　　也因此，有人呼吁，现代医疗应该培养的是对人的关心，而不仅仅是对瘤子的关心，那种“多活一秒也行”的尽孝方式距离病人的切身感受其实很远。

　　为了那些想平静离去的人能“自己说了算”，胡定旭建议，人在健康时立下“生前预嘱”十分必要，因为死亡和爱是太私人的事情，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尊严死”。

　　“尊严死”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涉及主动致死的行为。区别于安乐死的这种只在临终放弃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的做法，有严格的医学审核要求。

　　有了缓和医疗，即使人们进入生命末期，医疗机构也会遵从原则，为病人提供缓解一切疼痛和痛苦的办法，综合照顾患者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将死亡视为生命的自然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缓，用系统方法帮助患者度过这段时光，直至离去。

　　同生命一样，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胡定旭认为，缓和医疗是一项关系百姓生死的大事，“它让人的最后一程走得有尊严。”

重症监护室是病人最艰难的一站，是医学和死神反复抗争的“战场”

　　减少花费造福后人

　　据调查，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中，很多公费医疗患者，因为不存在太多费用负担，因此造成了医疗资源在临终人工支持系统上消耗比例过大。越发达地区，医疗环境越周全的人群当中这个比例越高。

　　比如，在ICU(重症监护室)住一天，没有特殊的治疗，只是维持人工血压、心率、呼吸，为了一个没有质量的生命，每天最基本的花费是五六千，一个月就是十几万。

　　“缓和医疗只是末期治疗费用的1/5到1/3。内地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是香港的近3倍，很多病人两年的医疗费，便相当于所有医疗费用的75% -80%。”胡定旭表示，缓和医疗的介入会使大量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为民保健康上。这一措施便于医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他建议，不一定将这一医疗形式放入大医院，可以先在大城市选择养老和社区医疗机构进行试点，将其纳入基本医保。并尽快成立缓和医疗专科，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除了医生护士，还有心理辅导人员，因为“缓和医疗中的心理辅导部分甚至比医疗本身更重要。”胡定旭说。

　　他强调，缓和医疗除了对病人进行安抚关怀，还要对病人的家属进行心理舒解，用科学的方法减少他们因失去亲人而感受的痛苦，做到“生死两相安”。

　　“突然之间离开亲人，会有很多心理上的空缺。这不仅仅是医疗上的事，缓和医疗也是对生者一个安抚，帮助他们接受现实。”

　　胡定旭告诉记者，在香港，不仅每一家医院都有缓和医疗专科，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告别室，供家人前来做最后的送行，提供一个“道谢、道爱、道歉、道别”的机会，“在世亲人的情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舒缓。”

　　活着有质量，离世有尊严，这是胡定旭追求的目标。8年前，他就立下“生前预嘱”，不接受任何抢救治疗，最终还要把自己的器官全部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