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的新作《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刚一出版，就获得外交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外交家的好评。这位常年活跃在双边和多边外交舞台上的资深外交官、外交部前副部长就创作缘起、亲历重要外交事件的感悟、全球治理等话题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他表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应把握机遇，尽大国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转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

　　这几年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风生水起。何亚非深感自豪和鼓舞，利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对重大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这本书集中了他对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学习思考。

2015年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主旨演讲

　　从一次演讲、一篇文章到一本书

　　两年前的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专家济济一堂，饶有兴致地聆听着何亚非的主旨演讲。

　　何亚非曾担任过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等职务，有着丰富的中美外交实践经验。此次应主办方北京大学的邀请，何亚非主要在演讲中谈及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球格局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为逐步增进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信任，应从全球治理领域着手，通过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这次演讲在中美学者中产生了良好反响，北大立即邀请他以此为题给北大的《国际战略评论》期刊供稿。这篇有关全球治理、20国集团(G20)、中美合作等内容的文章刊登在2014年的杂志上，学者们看到文章后意犹未尽，又纷纷建议何亚非将文章内容展开，通过著作深入阐述他的观点。于是，在“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以及文章的发表成为了何亚非写作新书的契机。

　　谈到为何关注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治理的话题，何亚非表示，他曾长期从事多边外交工作，亲历过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国际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谈判，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参与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峰会，深刻感受到在全球治理领域内，有中国参与的大国合作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曾经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等职务的何亚非，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也非常熟悉。他说，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比较晚，从历史来看，中国是从晚清时期起，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后，才有了外交。但是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是被别国治理或被动应对。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开始主动参与到全球治理。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和实践推动下，中国外交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提出“中国方案”或“中国倡议”，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思想”。

　　从2014年4月到年底，何亚非结合外交亲历与自身感受与思考，完成了全部书稿，并于2个月前完成了该书的英文稿。一直以来，关于全球治理理念和理论的阐述和讨论，主要被美国和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所主导、把持。何亚非从一位中国外交官理性思考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对“全球治理”和“中国与全球治理”进行了全新而深入地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评价新书说：“作者对于全球治理及中国历史位置之洞见，实在是令人深省。”对此，他谦逊地表示，希望新书能够吸引大家都来关心全球治理问题，并一起来进行讨论。

　　法兰克福餐桌上的较量

　　2008年，一场深刻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华尔街迅速蔓延到世界，带来了全球性的恐慌。一次特殊的晚餐于当年8月的一个夜晚静悄悄地在法兰克福进行。何亚非当时是中方的协调人，参与了这次聚餐，他在新书中记下了难忘的外交经历：“烈日消退，凉风徐徐。20国集团成员里中、美、英、德、法5国协调人各带一名随员，不事声张地来到德国中央银行总部一间临时布置的餐厅，共进外交上称为‘不存在’的晚餐。”他解释说，“说它(晚餐)‘不存在’是外交上常用的托词，因为大家都不想大事声张。外交官碰在一起吃饭是常事，其实各方都有政府的授权。老百姓说外交就是‘吃吃喝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吃饭、喝咖啡什么的往往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文章做在吃饭外，是谈话的内容和对象。”那么，在觥筹交错之间，5位协调人在餐桌上谈了些什么呢?

　　这得从金融危机前的全球治理结构说起，过去全球治理领域由西方主导，被称为“大国俱乐部”或“富人俱乐部”的7国集团一直是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平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使美英等国深感光靠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如此重大的危机，要克服危机，需要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市场国家的合作。为商讨如何应对不断加剧的金融危机，成立于1999年的20国集团由原来的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2008年11月在华盛顿、2009年4月在伦敦连续举办了两次峰会。

　　法兰克福晚餐的时间是在2009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峰会之前，5位协调人探讨的话题是今后哪个平台更适合大国协调全球经济事务。何亚非说，当时各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从国家的层面意识到这是一个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历史性机遇，中国认为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韩国、土耳其等在内的20国集团总体代表性合理，而且金融危机下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商量着来办，既然7国集团解决不了如此重大的危机，7国集团应该由20国集团取而代之。但这涉及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未来，当时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在小范围的中美英三方协调时，中方主动向英、美提出这一观点，美、英两国看到了世界大势的变化，他们也承认世界金融危机表明7国集团已经难以承担管理全球经济事务的重任。但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与美国、英国存在一定分歧，由于他们在7国集团中拥有比在20国集团内更大的发言权，他们想利用7+5的模式，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对话这样的平台解决金融危机，换言之，他们主张的是西方主导，发展中国家为辅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在法兰克福晚餐上，5国协调人经过共同沟通、协商后，最终还是就“20国集团取代7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达成基本共识，并提交各国领导人审议。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

　　“20国集团峰会机制开启全球治理改革先河”

　　2009年9月25日，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市举行。峰会发表了《领导人声明》，正式宣布20国集团代替7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20国集团峰会形成机制化。何亚非认为20国集团峰会机制开启了全球治理改革先河, 2009年是现代全球治理的转折之年。

　　英国《金融时报》美洲版曾解读说，这意味着20国集团今后将集中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也有西方媒体评论说，20国集团“升级”，反映当今世界现状，凸显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重要性。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与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也日益得到西方大国政治家的承认。

　　何亚非说，当时20国集团内部还有一个谅解，7国集团今后不再在20国集团峰会前讨论全球经济问题，以此来给20国集团峰会定调，G8+5机制也随之解散。

　　他说，虽然后来也有反复，7国集团并未完全遵守君子协定，但它的作用已经远远不是一家说了算这样的局面了。总的来看，经过2009年峰会后，在全球治理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形成了。各主要国家就解决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需要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达成共识。

　　何亚非表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顺势而为，主动抓住机遇，推动了全球治理改革，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谈到他本人作为中方协调员在谈判中的作用，何亚非谦虚地说，因为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协调这方面工作实际上是外交、经济、金融部门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他觉得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协调员作为国家的代表，他感受得最明显的是，中国发展壮大了，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大了，中国在20国集团里面发挥了带头作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不少国家遭受债务危机，有的国家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如果发生连锁反应，可能导致一片国家破产，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而当时中国经济在危机中一枝独秀，处于发展上升期的中国需要比较好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必须在20国集团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世界经济迅速复苏。

　　何亚非说，2008年11月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之前，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人民币财政措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2009年4月伦敦峰会上，20国集团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即要扩大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现有资金盘子，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所以很多国家把目光都投向中国，中国承诺了购买约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中国一带头，其他国家都跟上了，后来这个盘子扩大到近一万亿美元，利用杠杆率已经能够撬动很多资金，提振了信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2008年到2013年中国贡献全球GDP增量约30%，中国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各国同舟共济，集体应对危机，才避免了全球经济的崩盘。

　　当时韩国《中央日报》曾经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84名国内外专家中，42.1%的人认为中国将成为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引领者，比例高于看好美国的33.3%。

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出席第69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言

　　中国应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

　　何亚非表示，随着国情和世情的发展变化，中国已深深卷入了全球化浪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亲历外交中，何亚非看到，中国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发展成全球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的方向前进。他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必须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中提到的，要从思想上来影响全球治理的方向，影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善于提出中国的方案。

　　他介绍说，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早在日内瓦工作期间，何亚非就体会到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性。他说，日内瓦有几百个国际组织都在制定国际规则，监督国际规则的执行。过去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处于被动应付、没有什么发言权少的状况，但实际上破解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在内的全球治理领域难题的谈判，都与国家发展利益密切相关。外交上，经常讲中国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安全，还有发展利益，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现在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参与者、规则制定方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力量。

　　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主动作为。何亚非兴奋地说，中国各方面实力强大以后，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上升。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崭新局面，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主动进取、积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建立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的亚太梦想，推动各方一致同意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中国倡导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启动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可以救助有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57个国家的积极响应，更是充分说明了中国“合作共赢”理念已深入人心。

　　2014年年底，中国对南海问题提出可以走双轨解决的道路。包括南海问题涉及海洋权益，主权问题只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资源开发等可以通过多边的渠道来解决。此外，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朗核、巴以、阿富汗、朝鲜半岛核、南北苏丹等热点问题，以及包括过去印度与巴基斯坦历史恩怨的矛盾，中国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主动的帮助调解，寻求稳妥的解决办法，为推动有关政治解决进程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近年来，这些包括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在内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赢得了积极响应与广泛支持。

　　何亚非说，2016年中国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从现在开始今后几年是一个历史机遇。因为中国将从2015年作为三驾马车(中国、美国、欧盟)之一参与20国集团的领导工作，2016年作为主席国将对峰会议程设置有较大发言权。各国对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也有不少期待。

　　何亚非说，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经历了被动应付，到一般性参与、主动参与、主导参与的过程。可以想象中国按照这个速度发展的话，GDP总量过若干年后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大国的胸怀，会承担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和“一带一路”思想和战略，把本国的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发展战略与世界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坚持做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塑造者、维护者，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何亚非强调，这个过程不是说没有阻力，可能会有曲折反复，但是中国作为大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提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以中国智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规则制定，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