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协的对外交往代表中国民意表达中国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走入中国政协》视频专题系列
编者按:
中国政协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由哪些部门组成?各个专委会如何开展工作?中国政协与国外的议会有什么不同?在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带着这些问题,在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今日中国》记者走进了中国全国政协,对八个专委会的负责人进行了视频访谈。
中国政协与国外议会不一样
《今日中国》记者张桦(以下简称张桦):中国的政协与国外的议会有什么不一样?《今日中国》的外国记者说,近年来在美国的政界当中有一种“说客”,他们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位外国同事想通过我来问您,在中国,尤其是“两会”的幕后有没有“说客”的影响,商人会影响政策或者两会的议程吗?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以下简称赵启正):中国的政协不是立法机构,它是一个中国各界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对中国的重要政策,重要选举,由执政党和国务院事先在政协进行协商,对它执行的效果,政协可以提出考察和修订的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要进行认真的对待,这是政治协商。
那么民主监督,当然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是代表各行各业的,并不需要表达一致了才能提出来,某一个委员会,某一个委员都可以提出见解来。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政协的确有民主监督的权利,这很重要。通俗地讲,我们可以讨论政治,可以参加政治生活,所以和议会是不一样的。有人会问了,没有选举权有什么用。我们没有选举权恰恰可以摆脱某些方面的影响和控制。
“两会”幕后没有说客
张桦:《今日中国》有外国记者说,近年来在美国的政界当中有一种“说客”,他们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位外国同事想通过我来问您,在中国,尤其是“两会”的幕后有没有“说客”的影响,商人会影响政策或者两会的议程吗?
赵启正:所谓“说客”问题,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我们各个界别的委员,经济界,教育界,体育界,文化艺术界,可以表达他们界别的意见,不是说客,但却可以表达比“说客”更充分的内容,这是中国政协的特点。
中国政协的对外交往代表中国民意表达中国
张桦: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好吗?
赵启正:外事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和它的任务有关,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对外友好活动,或者说是公共外交领域内的一种。外委会59位委员几乎都有外交经验,其中过去的大使和外交官有十几位,从事过对外文化交流的官员和文化人有十几位,此外还有一些具有对外交流经验的企业家和社会名人,这样对外交流起来比较方便,效果也比较好。
张桦:政协的对外交往是在中国整体外交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本届外事委员会在公共外交方面取得了那些成绩?这几年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提案有哪些亮点和变化,请您介绍一下。
赵启正:现在越是发达国家,越是在国际上影响力大的国家都很重视公共外交。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由两部分组成,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政府的公共外交也是对政府外交的一种补充。中国政协的对外交往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交通的方便,网络的发展,国际形势对中国的每一位公众都有影响。比如说:我的对外贸易。如果外国有制裁我们的行为或者他们有贸易保护主义,那我们出口困难了,就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工厂的工人失业。如果我们人民币增值了,就使得我们产品不太好卖。但是,如果你的子弟出国留学,人民币的增值,你倒可以省钱。所以,国际关系深入到我们生活了。这样,我们的国民就需要有一种国际意识。习惯于关心本国的国际地位,习惯于关心国际关系。这就产生了由公民参加的外交。也就是说我们的公民出国,要对外国表达本国。比如一个学校的教授代表团,或体育代表团,或文艺演出团,或友好协会等等。这种公共外交是比较新鲜的,这正好符合了我们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任务。
本届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第一年就成立了三个小组。它们分别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形势、公共外交的小组。我们很明确地说政协的对外交往属于公共外交的范围。我们代表中国的各界,代表中国的民意来表达中国。
这四年多,我们做了有很多事情。一是普及公共外交的概念,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出版《公共外交季刊》。它的文章水平很高。可以说受到了国内外的重视。为了普及国内的公共外交概念,我们也写了一些书,比如说这本《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这本书当年就被日本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反映很好。
二是每年派团去其他国家访问,访问对方的政府,对方的议会,对方的非政府组织,甚至包括对方的企业,那么这也就是公共外交的具体活动。
2011年,中国全国政协的公共外交达到新的高潮。我们与外国的公共外交的重要人士,这包括官员和民间的在内。比如说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和我们谈了美国的公共外交。美国的哈佛,耶鲁,乔治城大学和我们举行了座谈会,美国的民间公共外交组织,包括他们的广播协会也和我们进行了交流。英国的四十八家集团,这是英国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大企业的联盟,他们也来到中国与我们进行了交流。我们与韩国、日本举行了座谈会,与巴西驻上海的领事进行了交流。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双方都认为这种交流是很重要的。有些国家愿意购买公共外交书的英文版权。韩国已经翻译完成,很快就要出版。所以我们这个委员会几年来踏踏实实的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和谐善意的
张桦:您刚才讲到与国外的公共外交的交流,我很想知道在这种交流中我们有没有借鉴他们的一些经验。
赵启正:世界上开展公共外交,比较早的是美国。他们在推广美国的公共外交中有些经验我们是可以参考的。他们有美国之音,我们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但是也有很多区别。美国的公共外交有一种霸气,除了说美国好之外,还说你不好。而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和谐的,是善意的,我们在介绍中国的时候并不伤害别国,我们只是讲清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社会体制,我们的经济发展,让人理解,其目的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好的国缘。人有人缘,国有国缘。好得国缘有温暖,人家就会支持你,理解你,对你采取友好的政策。所以公共外交这个词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内容方法上,指导思想上还是有区别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目的。同一个国家对于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具体要求。
政协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张桦:政协委员关于公共外交的提案,对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做出了那些积极贡献?
赵启正:全国政协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推动者之一。并不是我们能包打天下,外交部仍旧有很多的公共外交机构,但我们进行的比较广,我们有利的地方很多。比如企业家,我们很愿意让企业家明白公共外交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要“走出去”,总是遇到挫折。举个例子,国外有人就说:“你们中国的企业,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企业?”这并不一定是对方的政府,有的是对方的工会、当地居民。那么我们中国企业面对外国公众,说明自己企业是对当地有利的,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机构,这就需要做公共外交了。这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考察。
2012年将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和愿意“走出去”的中国大企业,和已经在外国取得成功或遇到挫折的企业进行广泛的交流,将这方面的工作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张桦:那么2012年就您所看到的截止到现在的这些提案,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那些方面?
赵启正:像外交部,商务部,中国的一些大媒体,早就有了对公共外交的概念,那是一个进一步提炼或提高内容、提高质量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民间团体或更多的企业来说还是个普及,到底公共外交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跟外国人谈话并不是单纯用社会科学的词汇,或政治词汇去堆积,因为对方不都是政治家,也不都是社会科学家。如果这样,那么你就沟通不了,一定要用我们自己所在领域的话。用我们日常的话在讲,在这些话当中来体现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策。假如说一个大学的代表团去访问外国的大学,和外国负责大学类似教育部的官员,你谈中国的教育自然的就把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国的教育现状就说出来了。并不需要有专门的政治词汇,而这种介绍是讲中国的故事,它是生动的,容易懂的,印象深刻的,它比那种社论式语言容易成功。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做这种普及工作。使公共外交的概念让应该知道的人都知道。
张桦:在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如何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维持地区及世界的稳定和和平?对于这些问题请您谈一谈。
赵启正:中国的国际地位这30多年提高得很快,在30多年前我甚至可以不关心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因为我们是自己内部定的汇率,和外国贸易数量极低,也就是说不进行贸易我们也能活。但今天不是,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世界第二,如果国际贸易发生任何问题都影响到国际上的声誉,甚至于影响人家,欧洲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他们买我们的东西就少了,我们出口就困难了,那么我们如果出口困难,那国内就会出现失业和降低待遇的问题,所以国际环境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外部因素。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前就是在中国,但现在不是,比如我们现在人民币的兑换和汇率就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产品供应世界,如果我们的产品出现供应不足,他们就会发生某些困难,所以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成了世界的事情,世界的事情往往成了中国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国际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是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了。历史上不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开了一个雅尔塔会议,是处理战后问题,美国,英国,当时的苏联都出席了会议。中国没有,中国的问题他们替我们讨论了,替我们决定了,这实际上是欺负了中国,这就是边缘化了,现在不可能。现在G20没有中国,行吗?它扩大,希望你参加,后来说了,G20不行那就G2吧。这又夸大了,中国和美国能解决问题吗?但是中国因素太重要了,就是在联合国中国说话你得听。至于你接受不接受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的困境是什么呢?原来发展中的其他国家,看着我们发展了,它问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而发达国家说了,你GDP第二了,你多承担义务吧。超出你可能性的多出钱吧,也不行。我们愿意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如维和部队,我们以前是拒绝的,我们没有力量,现在我们有力量了,我们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出兵最多的,但是我们的兵多数是工程兵,帮助当地人民克服灾难,帮助当地人民找水源。我们也不能像那些更有钱的国家那样承担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明白,我们人均值还是少的,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困难面的。当时有个欧洲大国的大使,他说我就想不通中国老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你们奥运会,你们世博会都开得那么好,你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说中国是有几件华丽的“外衣”,如奥运会,世博会,但是你们看看我们衣服里面的衣服,有的还很旧很破,我们还有落后的地区,你不能只看“外衣”。他说,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所以我们对外表达的时候不能只表达“外衣”,有的时候还得告诉他们我们的“内衣”还有问题,要不人家用对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要求你,你怎么去满足?那么很多国家要求你援助,你是不是都答应,这是我们一种困境。所以有的人看你像发展中国家,有的看你像发达国家,而对你的要求日益增加,
中国为什么被误读
张桦:回顾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这是为什么?它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思考,您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什么。
赵启正:因为中国大,体量大,GDP世界第二,中国的发展,是其他国家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这些论点的出现有两个,一是他们的思维还是冷战时期的思维,因为你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你们的思维大概和以前的苏联差不多。苏联是冷战的一方,那么你们将来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我们对立,因此我就想遏制你,也就有各种说法,怎么对他自己有利也就怎么说了。当世界很多人觉得中国很有希望的时候,他说你要崩溃了,来化解人家对你的尊敬。当你有了新的发展了,你可能威胁我了,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威胁其他国家。实际上他这么说是反过来制造一种舆论,你们都来增加军备吧,都来包围中国吧,这就是遏制中国。无论说是“威胁论”,“崩溃论”,还是“责任论”,这里都有他本国利益在内的。“责任论”就是让你多出钱,另外他们国内出现的政治问题来抱怨中国。
向世界说明中国是门“功夫”
张桦:这些论调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您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什么?
赵启正:对于这些论调,我们不必过于在乎。但是我们愿意说服别国的普通民众,不要跟着这些有偏见的政治家走,我们没有意图想说明那些政治家的,没有说服他们的力量,不可能,这是他们的立场决定的。但中间状态的民众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的内外政策,解疑释惑,回答人家的问题,不但说明我们的成就,还要说明我们的不足。你可以细看我们党代会的报告,每年人代会的政府报告,其中很大一段是说明我们的不足的,我们并没有隐藏这些不足。假设我们有七分成绩有三分缺点,我们把它都说出来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如果你不说三分缺点,只说七分优点,那么他可能对这七分也有怀疑,如果我们一起说,他相信这七分,也相信这三分,反而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对外表达中国时一定要真实。我可以梳一梳头、穿一件很好的衣服坐在这里,但绝不要整容,要整容就是一个假的中国,不好。一定要表达有优点、有缺点的真实中国。
张桦:您这样讲让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公共外交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赵启正:是的,我们的对外交往呢,网罗的人太多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出国的人,一年一万人次,现在两千万人次,就是两千倍,也就是说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中国人的声音,看到中国人的面孔。有一个日本人说了,以前在国际会议的时候,他们见到亚洲人就用日文说你好吗。现在见到亚洲人就用中文说你好吗。这说明现在中国在世界任何重要场合我们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都参加了。中国的存在感是很强的。
至于有一些民意测验,中国是第一强国,特别是在美国的测验,一般民众怎么测出来的呢,它是从日常生活中。他们说到商店里,买什么都是中国的,买鞋,衣服,玩具,儿童车,买厨房用品也都是中国的,所以中国特别强。但他没看到,武器呢,飞机呢,咱们中国的客机全部是进口的,武器他们是不卖给我们,但是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一般的美国民众他没看见这些事情,他只是看到日常生活用品。那的确中国的很多,所以有些人就说中国世界第一了,我们听到都觉得可笑。这个时候所谓中国威胁论就容易蔓延,而且在民众中蔓延,我们的公共外交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你的理解是不对,现在世界上好多名牌产品,品牌的,还没有中国的。比如,通用,日立,西门子,中国几乎没有品牌排到这个位置?几乎没有。
“说明”是个功夫,是门艺术,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建设好。中国建设好,《今日中国》才有可写的,否则妙笔生不了花。妙笔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来。第一句话塑造中国,第二句话传播中国,这才叫全部的塑造中国形象。
《今日中国》讲述中国故事
张桦:您曾经说过中国逐渐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多,作为《今日中国》这种有责任的公共媒体应该如何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
赵启正:这分几个层次。最高的,向世界说明中国。向谁说明?对象要大体上定一个界限,大约文化程度是什么样的。大约是哪些美国人或英国人。那么再往下我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当然你用英文,法文,或德文是没问题的。让人家看得懂。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你不要拿这个人当专家,你要拿这个人当高中毕业的外国人。
给他们讲中国时,要从比较基本的,比较见得到的,比较能理解的去讲。不要去讲太多的哲学。不要老穿插着政治语言。假设你讲九寨沟多美丽,我们修了山间的栈道,修的时候我们很注意把道修窄点,你不能说中国的政策就是保护自然,政府在某个会议中说了什么了,完全没必要,你就讲中国的故事,故事后面就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后面就是中国的政策,政策的后面就是党的领导。前面故事讲好了是一好百好。那么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等,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对中国的关心也不一样。所以这几个版本的差异性我想你们已经注意到了。恐怕还得继续注意,绝对不是一个稿子翻译成四种文字。我记得你们大概有七个版本,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属地化,为什么要本土化,就是要了解当地人的需求,在当地一定要有广泛的朋友,才知道他们对什么问题有兴趣,有兴趣的和我们想要说的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它是两个圆,一定要找到交集的部分,并且要更加重视外国人想知道的内容,那么是讲今日之中国还是讲过去之中国,还是讲古典之中国。重点是今日的中国。我们到美国去,对于纽约建设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听听,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你们今日的金融中心是怎么建设的。纽约今天是一种什么文化状态,我并不一定非得问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美国。所以还是以今日中国为主。政治是在经济文化的后面。换一个形象的说法,大楼,党就是里面的钢筋,你看到大楼外面好,楼为什么会屹立不倒,因为里面的钢筋,钢筋是共产党。
张桦:您走访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您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公众形象是什么样的。
赵启正:公众形象,从宏观方面讲,就是我们政权的稳定,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出国这么多人的表现。要说明中国的文化,中国“和”的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