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职能和职责

《今日中国》记者张桦（以下简称张桦）：您好，卞先生，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与全国政协其他专委会相比，我们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它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以下简称卞晋平）：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是全国政协常委会下设的9个专门工作机构之一。它的人员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新闻出版界很多人代表人物在我们这个委员会；另一部分就是跟文化、文物方面相关的知名人士，比如王蒙、冯骥才等这样的著名作家，还有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些著名专家也在我们委员会。

这个构成主要是由我们委员会的职责和特点决定的，我们这个委员会和其他专委会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是常委会的工作机构，都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专委会在常委会闭会期间，组织委员履行职责的主要方式。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这个专委会承担了两项非常特别的、最具有政协和统一战线特色的工作。一项叫做文史资料工作，就是征集、出版、研究、整理文史资料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各界委员开展学习的工作。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辅史学之证，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

卞晋平：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导的，周总理在1959年4月份提出要把历史经验留下来，正面的反面的都留下来。当时，他在宴请一批60岁以上政协委员时说，大家经历了清末、民国到新中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要把历史经验留下来，这对于教育后人，对于留下令人信服的史料，意义重大。周总理不仅亲自提议，而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项工作。在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这项工作的决定以后，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它是全国政协最早的专门委员会之一。算起来，已经53年了。这53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说到文史资料，外面往往不了解，容易把我们和编撰历史的工作混在一起。有一种说法：现在，国家有国史，党有党史，地方有地方史，军队有军史等等。那么政协搞这个文史资料有什么用呢？政协文史工作不是编撰史书，而是征集有关近现代历史的资料，是为党史、国史、地方史、军史的研究提供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这个资料是来自不同方面的，有中国共产党的，有各个民主党派的，有无党派人士的，有汉族的、有少数民族的、有无神论者、有信仰宗教人士的。总之，是不同界别的人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写出来的史料。所以，我们这个文史资料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三亲”史料，即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资料；第二，是统一战线特点的史料，其作者群非常广泛，包括了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第三，它还具有民主性的特点，无论我们国家经历过什么风雨曲折，我们在文史资料方面始终保持了它的民主性，坚持实事求是，允许多说并存，尊重历史见证人对历史的话语权。所以，在这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文史资料工作发展得很快。迄今为止，已经征集了8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出版了50多亿字，相当可观。我们国家在征集历史资料方面，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征文活动，但是规模最大、成果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周总理倡导的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活动。这是从数量上讲。从质上讲，仅就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来说，它已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起到“辅史学之证，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的作用。比如，大家都知道长征、三大战役，党内的军内的写了很多，党史、军史上都有，而文史资料则从另一个角度，请当时参与战役的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有些甚至是直接指挥这些大战役的最高层级的将领，回过头来再写当时国民党方面是怎么部署、怎么做的。之后，再跟我党我军方面写的史料互相印证，就发现两者在许多大的方面非常吻合。这样经过比较和印证，就变成更加令人信服的信史。

张桦：这真是太珍贵了！

卞晋平：中国文史出版社曾出版过国民党高级将领写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辽沈战役亲历记》、《淮海战役亲历记》、《平津战役亲历记》等。包括当时辽沈战役中国民党指挥官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等写的亲历记，淮海战役的指挥官黄维、黄伯韬等写的亲历记，平津战役指挥官傅作义等写的这些亲历记，同我们的党史、军史互相印证，起到了辅史学研究之证的作用。关于“补档案之缺”。比如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在敌后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的资料和回忆录非常多。但是，我们对国民党方面抗战的历史，过去没有多少记载。而国民党方面也一直在说共产党是“游而不击”，似乎八年抗战就是国民党打的。后来，我们出版了国民党将领正面战场的抗日亲历记一整套丛书，几百万字。包括淞沪抗战、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等等。2010年底，我们去台湾，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党史馆，他们看了我们的文史资料后说，实践证明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光明磊落。到现在，国民党的史书里一条也没提到共产党抗战，而中共承认了国民党的抗战。这个对于历史来讲，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和亡国灭族危险的时候，除了少数汉奸之外，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全中华民族共同奋起抗战，才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关于“匡史书之误”。以上讲的这几大战役之后，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了俘虏，成为战犯。那时，国民党宣传共产党草菅人命，说是把这些抓着的国民党人都杀了，还把杜聿明的排位摆进国民党在台湾的忠烈祠。结果杜聿明不仅生还，而且经过改造以后非常感谢共产党。他自己写书写文章，台湾那边的谎言自然不攻而破。所以这种想篡改历史的东西，通过文史资料和铁的事实把它匡正了。这里面还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出版了抗战系列丛书以后，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和女儿杜致礼两人联名给文史办公室写过信，对我们如实反映他父亲抗战那段历史非常感谢。还有，这些书出版以后，推动了很多政策的落实，对一些牺牲于抗日战场的烈士亲属恢复身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我们文史资料不是写历史，而是个人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片段，是某个人，某个角度，某个片段，某个层次的东西，不是全面写历史。它跟党史，军史，国史等都有很大的区别。

张桦：还是有区别的。

卞晋平：它们不是一码事。应该讲，文史资料是给历史研究提供基础资料的。另外这个资料跟一般历史资料不同。一般咱们讲的历史资料是前人的资料，是别人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来研究，而我们这个资料是新征集来的“三亲”史料。这个“三亲”必须是亲历、亲见、亲闻，是当代人写当代事，一代人写一代事，所以我们不断产生新的史料留给后人，作为当代历史过程的一种见证和记录。由于它来源于统一战线，是不同党派不同方面提供的史料，所以他和我们社会上的很多文史期刊，角度都不一样。

    张桦：您刚才提到了亲历、亲见、亲闻时，我想您看到这些史料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感慨吧？

卞晋平：我最早知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时，还没有来全国政协工作。当时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读硕士，我们同学里面有两位是研究历史的，我们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们老坐着公交车往全国政协这边跑，我就说他们，都忙成这样了，你们不踏踏实实的，往外面跑什么?他们就告诉我，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好极了，基本上都是在档案上史书上看不到的资料。对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些资料相当珍贵。他们的导师也对他们说，不研究文史资料就不懂中国近现代历史。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对文史资料有所敬慕。还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件是有一次，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地方报社的总编辑见到我以后问，你们政协的文史资料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订一份。它过去只有中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订阅，一般人看不到，现在都面向全社会了。还有一次，张家口市政协的秘书长来看我，我有一些看过的资料堆在墙角准备销毁。他看见以后，就在里面翻，把我们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期刊、书籍全部挑出来了，他说这个在我们办公室是大家争着传看的。

张桦：我也看到过，是32开的。

卞晋平：有好几种，32开的是书，《文史资料选辑》是书，也有期刊，他都挑走了。还有一件事，有一位中央部门的老部长到政协来开会，散会走出来的时候，他就问我现在政协的文史资料还有没有，到哪能订得上啊？当时我听后很感慨。你看这些事都是不约而同的，而且先后时间都差了十几年，相关任务的社会地位也差着不少。这说明我们文史资料，确实有它独特的价值，并且有它的社会影响。后来，我作为副秘书长，负责联系和分管这方面工作，一接触这项工作，就感到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且还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我对文史资料工作由衷地热爱。由于热爱，我到各个地方就对文史资料方面的事讲得多。不是有句话说，炒股炒成了股东吗？后来，我就把自己说到了文史委，当这个副主任来了。

           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张桦：文史资料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卞晋平：首先，它是学术领域研究中国、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读物。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研究中国戊戌变法以来这段历史人的都要看，都想法设法地看我们的文史资料。可以说，文史资料的价值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的，它的价值不是越来越降低，而是越来越增高。

除了它的学术价值以外，它对社会上还有这么几个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存史，由于它是从不同的角度以鲜活的形式把历史留存和记录下来，是按照当时周恩来所讲的正面的反面的、进步的落后的都要留下来，这就更有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的比较中得出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存下信史。

第二个是资政。文史资料的作者大多数是历史上各界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代表人物，他们所总结的经验、所谈的人生体会，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去执政、如何去为民、如何去做好社会工作，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以史为鉴，鉴往知来。

第三个是团结。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这么一项工作，除了一般的史料意义之外，它本身还是统一战线各方面，特别是民主党派和党外各界人士对历史见证权、表述权的体现。他们参与了历史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情，对历史有着理所当然的表达权，这个表达权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撰写文史资料。同时，各界代表人士撰写、整理和研究文史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合作共事的过程。参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有共产党员，有民主党派成员，有无党派人士，甚至在过去战争年代曾经刀枪对垒的有些人也在从事同一项工作，在一块讨论问题，可以在讨论和交流中增进共识，求同存异，实现统一战线的“和而不同”。比如说，沈醉和韩子栋，一个当年成为阶下囚的共产党人，一个当年军统的少将，后来又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相遇，可以一起去谈一些问题。刚才谈到杜聿明这一批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后来又和我们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坐在一起就文史资料的某些问题进行探讨。类似这些事情，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和谐乃至促进祖国统一方面都仍有很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团结。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叫育人。文史资料的作者们，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都曾有过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很早就选择了革命道路，也有一些人走过了很多的弯路，但无论过去曾有过什么选择，最终都皈依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上来。他们谈自己的人生体会就会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中国人民要选择这样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实行正确的领导？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护？为什么在面临国际风波考验的时候，我们国家能经受住考验？由不同方面的人去讲人生体验，可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都广泛流传着一个很著名、很典型的事例。这就是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对话，毛泽东提出用人民民主这条新路解决历代兴衰周期率问题。这个事情影响了当时一大批的民主人士，对人们的教育是很深刻、影响深远的。

张桦：也就是说史料会留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思考。

卞晋平：对，史料就是过去的现在，现在就是过去的延续。史料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人们了解过去，还在于可以让人们以史为鉴。

张桦：也就是您刚才说的鉴往知来。

             “广征博集、多说并存”保证史料的真实性

张桦：社会上现在有很多史料，那么您这儿的史料怎么能保证它的真实性呢？

卞晋平：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当年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栏目的主持人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么多史料，哪件是真的？哪件假的？你怎么能够保证它说的是真的呢？

我说凡是人、凡是人群就都有他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价值取向，因而不可避免地有某些局限性。除了这种局限性之外，从心理学角度讲，人的记忆是有误差的，不能百分之百还原历史。所以任何一份文史资料都不能保证它是完全符合真实的。也就是说，文史资料的正确性、真实性不能依靠个人的觉悟，不能靠人的记忆来保证。那怎么保证呢？只能靠机制。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文史资料工作的原则，就是周恩来总理给我们提出的要求，第一叫做“广征博集”，第二个叫做“多说并存”。所以我们坚持文史资料来源的广泛性。坚持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不同代表性的人、不同角度地看问题的人对同一个事情的表述中，进行比较、分析、研究、鉴别，以得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实践证明，我们征集的范围越广泛，越是加强对各种史料的比较、分析、研究和判断，就越有利于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应该说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客观规律。这个规律说明，文史资料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整体，文史资料的真实性存在于诸多同类史料的整体之中。这种整体作用是单独一篇史料所不具备的。这个规律也告诉我们，在文史工作中贯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确实是正确的。

                       与时俱进 应对挑战

张桦：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的？

卞晋平：文史资料工作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确实遇到了挑战，遇到了难题。这个挑战主要是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比如说，过去我们这种文史资料出版物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人们以能够看到一本政协文史资料，特别是能够在其中发表一篇文章感到很荣幸。现在我们环境宽松，新闻出版业很发达，文史类的刊物至少有几十种。这使我们首先就面临着市场竞争的挑战，包括稿源分流和稿费竞争方面的挑战。第二个挑战，过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专业文史工作者，他们本身即是历史人物。任何一个人拿出来都是一部书。作为文史专员，他们自己既是文史资料的撰写者，又是文史资料工作者，是高素质的文史资料作者、编者和征集者。这些人非常热爱他们的职业，对文史资料工作真是夜以继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文史资料工作产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我们征集、出版了一大批非常好的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文史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辛勤努力。现在，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已经不复存在了。

另外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现在遇到新的法律法规和过去的传统做法与体制间的一些矛盾。比如，过去政协征集的文史资料是政协委员向政协组织提交的，这是政协委员的一种责任和义务。现在有些作者的后人来给我们提出版权问题等等。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面临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和困难。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各级政协文史工作者积极探索，与时俱进，也在不断地适应、改进和发展。比如，我们的文史资料现在已经面向全社会发行，揭开过去一度存在的神秘面纱。面向全体政协委员、历届政协委员和他们所联系的各界代表人士征集稿件；公开出版并面向全社会发行，以扩大它的覆盖面。又比如，一些文史资料期刊率先走向市场，有些还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已经站稳了脚跟。再比如，一些地方的文史资料工作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把文史资料变成一种更为生动立体、图文并茂、并且可以和读者作者之间直接交流的东西。另外，有一些地方，把政协的文史资料和当地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打造成为一个文化品牌。通过挖掘历史，挖掘传统，挖掘爱国主义的东西来引领当地的文化建设。

总的来说，现在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正处在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央作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以后，我们感到我们责任更重了。我们既要适应市场规律又要发挥好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这个责任还是很重的。

                 全国政协的学习特点

    张桦：现在全国在建设学习型社会，全国人都在学习。那么全国政协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与社会上的学习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卞晋平：我想，既然同是学习，它一定有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就是都要学理论、学政策、了解时事政治、学点知识。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是共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民政协的学习是统一战线内部和不同党派、不同界别、不同阶层代表人士之间开展的学习活动。这是一种互相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共同学习，是一种通过学习交换思想，增进共识的一个过程。

大家知道，政协是我们国家整个社会人群结构的一个缩影，包括了社会上各个党派团体、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界别的代表人物。如果要讲全中国哪个组织内部构成的差异性最大，那就是政协。因为这些不同界别、不同方面本身具有客观上的不同与差异，所以我们才需要有统一战线。同时，也正因为这些不同群体的人们有共识有共同的总体目标，才能形成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去增进共识。因此，政协的学习就特别注意两条：一是求同存异，二是让各界委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政协的基本构成，最初是包括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四大联盟：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是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中，在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中，有些人不一定赞同我们的社会制度，但他承认一个中国，支持祖国统一。由此也可看出，统一战线中的差异性是很大的。在承认差别，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大家要团结在一起，就要不断地求同存异，交换思想，增进共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现祖国统一？要不断增进统一战线各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认同和认可，这样就要不断地学习。再比如，国际上发生什么重大事情了，对于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间遇到什么难题了，如何破解？大家学习学习，交流交流，共同筹谋思路。所以我们这个学习本身是统一战线合作共事和互相监督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这个学习不是学堂灌输式的，不是领导报告式的，而是以委员为主体：以委员为主体去讲课，去听课，去讨论。委员是政协学习工作的主体。我们这个委员会主要是为委员学习做一些组织服务工作。全国政协现在组织委员学习的原则是很明确的，第一，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第二，畅所欲言，保护委员的民主权利。第三，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后来又加了一个，不装（档案）袋子。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工作，一直都开展得非常好，非常受委员们的欢迎。我们现在组织委员学习有这么几种形式：第一是政协常委会会议期间组织常委会成员集体学习。现在每次常委会议结束以后，都有半天的学习。这种学习主要是选择委员关心的一些国际国内的事情，作政策时事报告。

    张桦：谁来给他们讲课呢？

卞晋平：我们请的都是国家最有研究的或者最有权威的专家，最好是我们政协委员中的人来讲。第二，每一届五年之内，每一位委员都要参加一次集中学习，我们叫学习研讨班，特别是新委员来了以后，要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就先要了解什么是政协，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什么地位和作用，政协委员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等等。同时，作为政协委员还要了解一些宏观的方针政策，基本知识，国际国内形势。第三就是我们不定期地经常举办一些专题讲座，委员可以自愿参加。除此以外，我们9个专门委员会也都会分别组织一些有他们各自特点的学习活动，还可结合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委员做些实地考察。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特有的一些工作方式。

                     加大力度保护文化遗产

张桦：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专题调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卞晋平：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从履行职责上来讲，性质上跟其他委员会没有区别。但就我们工作的重点和内容而言，则主要体现了我们自己的特点。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要由新闻出版和文化文物方面的人物组成，所以大家对文化发展和文物保护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和文物始终是我们委员会关注的重点。特别是本届以来，我们对推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工作力度非常大。比如说，我自己亲身参与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问题，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果。第一，保护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已经被广大群众所认识。现在对保护大运河由不关心不理解到积极支持的人比以前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

张桦：影响很大。

卞晋平：是的。第二，所有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政府和百姓都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都采取了不少积极的措施。第三，国务院成立了部级联席会议，所有和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有关的部委都在其中。大运河沿岸城市还成立了大运河申遗和保护的城市联盟。可以说上下一心，形成了保护与申遗的强大合力。今年，将要编制大运河申遗的文本，到2014年，将对申遗进行最后冲刺。另外，我们去年对新疆的坎儿井进行了调研。

坎儿井的工程量、它的宏伟丝毫不亚于万里长城，不亚于大运河。而且，它实实在在地和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相联系，是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的这么一个宏大的工程。坎儿井在国外也有，但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集中在新疆，新疆最多的是在吐鲁番。我们去看了以后，感到非常担心。据当地反映，现在坎儿井的水，每年有将近20条断流。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国家将没有一条有水的坎儿井，这个非常可怕。这种经历上千年历史、曾发挥过重大作用、集中体现了当地先民智慧与勤劳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没了。所以，我们发出了紧急呼吁，向中央反映了信息，跟有关部门进行了协调，国家文物局和其他有关部门投入了很多的资金、人力、物力、技术，帮助他们保护坎儿井。现在推动坎儿井保护和申遗工作还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做。再比如，在云南滇越交界地带有一种一百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一米宽，是当时外国人组织修的。现在作为运输来讲，功能作用很有限，但是如果把它就地损毁了，又很可惜。“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我们了解之后，就和云南省、铁道部一起组织联合考察调研，建议把它作为一段历史的文物，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跟发展当地的旅游结合起来。

在文化方面，我们去年还搞了关于博物馆问题的专门调研。大家知道，博物馆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近些年来，我们博物馆建设取得很重大的进步。有两条，一条是各地的博物馆建设突飞猛进，数量、种类、规模比改革开放前都至少翻了许多倍，而且越建质量越高越好。另一条，实现了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让人民大众都能充分享受这种文化。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遇到的问题也很多，有配套法律法规问题，机制问题，土地问题，税收问题，流量问题，还有博物馆建设的导向问题等。所以，我们在进行专题调研后，就博物馆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给中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据说现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举措正在制定和完善之中。

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正就古蜀道文化问题进行调研，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主要是指川陕古道，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什么“剑阁雄关”、什么“铁马秋风大散关”啊，那些东西主要都在这一块。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加强保护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总的来说，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这些年最关注的就是文化和文物这两个领域的问题。而且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锲而不舍地要把这些事情做好。当初中国文物保护法的制定，就跟我们文史委员会一批老专家紧急呼吁有关。现在文物、文化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我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坚持下去。而且我想，我们下一届、下下届也会这么关注下去、坚持下去。

今日中国：您讲得非常精彩，通过今天对您的这个采访，我想很多网友都会对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谢谢，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卞晋平：谢谢你们对人民政协文史工作和学习工作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