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四川攀枝花马鞍桥村之前，万丽拍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

   离开四川省会理县马鞍桥村之前，万丽拍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在照片里她没有把身后的房子拍得特别炫，照片的主角是那些正在插秧的村民，他们经历了地震的创伤，但很快恢复了生产。身后是他们亲手盖起来的家，家的背后是大山和天空，好像永恒的依靠，一直守护着村民们。

　　“这是一个舞台，一个生活的容器，这些人的生活就在里面不停地上演。”万丽说，“可能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人、建筑和自然最和谐的一种关系吧。”

　　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3个月后，四川省攀枝花市发生了6.1级地震，马鞍桥村也受到影响，受灾严重。在国家住建部的支持下，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统筹香港中文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成立联合团队，于2009年在马鞍桥村开展震后村落重建研究与示范项目。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一专一村”农村可持续发展支援计划召集人万丽

　　通过无止桥慈善基金的讲座，万丽了解到这是一个鼓励中国内地和香港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贫困和偏远农村设计和修建便桥及村庄设施的团队，便报了名，参与马鞍桥村的灾后重建。

　　在马鞍桥村担任驻点建筑师的3个月里，万丽每天戴着大草帽穿着花布鞋走街串巷。村里三十几户人家，谁跟谁是亲戚，谁跟谁有矛盾，她都一清二楚。在与他们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万丽逐渐成为其中一员。

　　从这时开始，万丽不再在眼花缭乱的各种建筑大师和流派之间摇摆不定，她对建筑有了一种更深入、更有目标的喜欢。“不管是建摩天大楼还是土房子，都是为人服务的。”她说，“我们国家有超过40%的人生活在农村，就应该有这么多建筑师为农村里的人服务。”

　　到农村去

　　万丽从小喜欢画画，高考结束选择专业时，她选择了跟绘画沾边的建筑学，并从本硕博一直到博士后始终从事与建筑相关的科研与实践。

　　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万丽的目标是进建筑设计院，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但在实习期间，有一次，她听到甲方对一位建筑师说，做售楼部，就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最喜欢的照着做就行了。建筑师的被动、甲方对建筑设计的无所谓，让万丽开始对自己曾经的追求望而却步。

　　为了逃避这个路径，万丽到重庆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但是关于未来的出路，她仍没有明确目标。直到2008年地震后，无止桥基金来到校园开办讲座，万丽报名加入马鞍桥村项目志愿者团队。

　　初到马鞍桥村时，志愿者们对当地人畜混居的居住环境有些不适。万丽的父母曾是知青，她对这样的环境并不算陌生，只是晚上上厕所的时候还是会害怕，因为“农村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晚上会有很多蟑螂。”

　　麻烦的不只是适应农村生活，还有村落重建面临的各种限制条件。

　　没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和设备，无止桥团队不能像一般建筑师那样，只管设计不管盖房。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不断跟村干部、村民沟通磨合，了解他们的需求，考虑如何在现有的技术、经济、环境条件下，让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子。

　　地震后，原来的土房纷纷垮塌或者变成危房，村民们普遍觉得砖房比土房好，把能盖上砖房视为成功的标志。但从现实的经济、交通等实际情况出发，村民们要盖砖房就得背上沉重的贷款压力。经过协商，村民们决定和无止桥团队一起重建土房。

　　土房的专业术语也叫生土建筑，主要是利用未经焙烧的土壤或简单加工的原状土作为主体建筑材料，具有造价低廉、冬暖夏凉、建造过程环保等诸多优点。

　　重建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吴恩融和他的学生穆钧(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主要负责，他们是生土建筑方面的专家，希望在尊重当地气候环境、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在保留生土建筑优点的同时，把村民的房屋建得更安全舒适。

　　为了让新建的土房更抗震，团队做了很多改良，比如在土料里加入极少量的石灰水泥和一些竹筋木销以提高土墙的强度和韧性，在土墙里嵌入构造柱和圈梁让整个墙体有了骨架，设置防震缝降低建筑间的相互影响和牵扯等等。

　　在无止桥团队的帮助下，村民们学习建造技术，自己动手，省下很多施工费。新房大量使用了坍塌的废墟材料，90%的建筑材料都是当地的石头、土、木、草等，这也让重建的成本降低很多。“最贵的造价约200元每平方米，便宜的六七十块就能建一平米。”

光明村的老奶奶在重建后的屋子里重新绣起十字绣

　　几个月下来，33户村民的新房建好了，大都在原址重建，没有留下废墟和危房。这些重建的房屋“不华丽也不抢眼”，但是干净整齐，自有秩序，都是根据各家宅基地的状况和实际需求而设计。土房子宽敞明亮，每堵墙至少有50厘米厚，墙面光滑平整，侧墙有圆形的通风口，大小不一的窗户都嵌着透亮的玻璃??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邻居还是那些邻居，牛棚、猪圈、鸡舍、粮仓、院落一样没少，村民们没有被迫搬迁，也没有欠下高额贷款。”万丽说，“有时候，需要忘了自己是建筑师，不要想着去实现建筑师的什么理念，单纯地和村民共同建设家园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有意义。”

　　两个多月里，看着项目慢慢从图纸变为现实，万丽心里除了成就感还有很多感动。马鞍桥村项目结束至今已约7年，她依然记得，“在村里过生日的时候，村民杀鸡给我吃。临走前，杨兴琼还送给我一双她亲手绣的鞋垫。”

　　杨兴琼是马鞍桥村村民，做项目期间万丽就暂住在她家，杨兴琼总愧疚家里条件简陋，让万丽吃了不少苦。“但她不知道，每次进了她的家门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安稳，我早把那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万丽说，“在院子里嗑瓜子、吃葡萄的时光，在屋顶平台上一边看星星看月亮一边找手机信号的夜晚，早就把她和我们连在了一起。”

　　“一专一村” 致力乡村建设

　　马鞍桥项目做完之后，万丽拍了照片拿给同学们“显摆”，得到的反馈却是一盆冷水，“他们觉得村民是没办法才住土房子，有钱了肯定会再修砖房。”

　　土房真的被时代淘汰了吗？一方面是同学们的质疑，一方面马鞍桥的项目获得了很多国际奖项，包括香港环保建筑大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奖，以及国际生土建筑大奖等等。

　　获得这么多奖，万丽很意外，不少同行也戏称这是一股泥石流，“毕竟和其他的项目看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共同参评的大多是城市里的建筑或者比较精致的小建筑，“很少有这种看起来比较‘简陋’的项目”。

　　万丽后来考虑过，马鞍桥项目获奖可能是因为团队以科研成果的方式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在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在他们能承受的经济条件下，以环保、节能的方式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这一方案让村民成为对建造家园“有真实需要和感受的人”，成为真正受益的人。万丽找到了自己的路—成为一名专注乡建的“草帽建筑师”。重庆大学硕士毕业后，万丽到香港中文大学跟随吴恩融攻读博士，继续参与农村的生土建筑项目。2014年，师生二人推动了“一专一村”农村可持续发展支援计划（以下简称“一专一村”），旨在整合一所高校的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源，以策略性、系统性和可持续的方式，改善一个村庄的环境和民生。

重建后的马鞍桥村村民活动中心

　　同年，云南鲁甸发生地震，当地很多土房垮塌严重，万丽作为“一专一村”计划的召集人，带领团队到鲁甸光明村参与灾后重建。

　　光明村有一对七八十岁的老人因为没钱重建房子，已经在帐篷里住了一年。“住帐篷冬冷夏热很遭罪，屋里怕着火也不敢点蜡烛。”老人的儿子杨庆广说。

　　跟以前一样，万丽和团队把村民们召集起来一起盖房子。建造过程中，为了测试房子的抗震性能，团队和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柏文峰一起做了1：1的振动台实验，“结果显示这个房子完全可以满足当地八度设防的抗震要求”。并且，房子的窗户和玻璃都采用双层中空玻璃，屋顶也做了隔热层，冬季保暖问题也得到了保障。

　　两三个月后，房子盖好了，左右两边是房间，中间是通透的半室外空间，老爷爷在这里悠闲地编着箩筐，老奶奶也重新绣起了十字绣。“以前屋里光线暗，我妈眼睛不好，很久没绣十字绣了。”杨庆广说，“万丽做事认真，对人也好，村民们个个都喜欢她。”

　　此后鲁甸又发生了两次地震，万丽打电话问村民，房子是否有裂缝，“他们都说完全没问题”。

　　2017年11月，第十届世界建筑节在德国柏林举行。光明村灾后重建项目荣获2017年度最佳世界建筑奖，评委会称赞其为一个杰出的项目，“很好地阐释建筑无论是在贫穷或富裕的社区中都可以同样与居民密不可分”。

　　房子建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农村基础设施配套，比如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问题目前还是没有相对完善的解决办法。

　　“农村垃圾和城市垃圾相似，城市的生产生活用品大都卖到了农村，但是农村没有很好的垃圾处理系统，很多都通过填埋、焚烧来处理或者就直接倒在河里。并且，农村垃圾还涉及到农药这类有毒物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万丽对此很是忧心。

　　现在，万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同时作为“一专一村”项目召集人，统筹团队在各地的项目以及跟进设计和施工进度。目前，“一专一村”团队正在云南省怒江州和昆明市大摆衣村开展项目。“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计划，团队希望整合学校的资源，用2-5年的时间去长期跟进和关注农村的发展。”万丽说。

　　做乡村建设近10年，农村生活开拓了万丽的视野，让她时常反思现代人的生活，也更深层次地思考一系列农村问题。她觉得自己找到了合适的方向，“如果现在让我去画特别复杂的城市建筑设计图，不一定做得好，但做现在的这些事情还是比较有自信。”

　　时常有人问万丽，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继续做农村项目，什么时候结束博士后去找下一份工作，她总回答：“我没有要找下一份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万丽把鲁迅的这句话放在了微信的个性签名栏里。

　　张玲 《中国慈善家》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