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8日，《刘心武自选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金融街字里行间书店举行。75岁的刘心武在交流会上讲述了从事文学写作60年来的心得。现场来的粉丝既有当年《班主任》的读者，也有许多在校学生。

　　几十年来刘心武始终活跃在文坛，笔耕不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一个马拉松长跑式的写作者。

　　2016年，某出版社推出26卷本《刘心武文粹》时，刘心武说，“有时候需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个案，提供给文学史的研究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怎么过来的，这个人当初多么幼稚可笑，写的东西多么糟糕，但是他又引起了轰动，作品又很有争议。有些作品现在看来还有一定的比较久远的审美价值，虽然很杂驳，但是要做一个罗列，这就是文存的意义。”

　　写《班主任》心里也打鼓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成都，8岁跟随父母移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在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

　　在成名之前，刘心武已经坚持写作多年。他的第一篇稿子是评论苏联的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稿子被某杂志刊登之后，编辑以为他是一个学究，就用墨笔在很高级的宣纸上给他写亲笔信，希望他多多赐稿。后来他们一调查，发现刘心武高中没毕业，还是未成年人，让人失笑，就把后来的稿子退了。

刘心武

　　写《班主任》时，刘心武自己也心里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他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投给了《人民文学》杂志。

　　这篇小说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当时带来的反响却超出他的想象。既有工人打听他家地址找上门来表达喜爱，也有人给“有关部门”写匿名信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搞“修正主义”，还有人劝其“不要走得太远”。

　　海外对《班主任》不吝赞美，甚至称他为“伤痕文学之父”。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刘心武说。

　　1981年，他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他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小姐对他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文革”期间，她在中国待过，后来在异国读到《班主任》时，还为刘心武捏了一把汗。

　　“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刘心武曾感慨。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刘心武的作品具有特殊的价值。陈丹青曾自曝，当年在杂志上看到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时，喜欢得不得了，立即撕下来，带着它飞往美国。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刘心武的再次爆红是因为《红楼梦》。2005年，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上讲秦可卿专题，2011年又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都在中国掀起一股“红楼梦”热潮。

　　这个系列讲座观众数量庞大，不但有中老年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刘心武的观点颇具争议，有人叫绝，有人抨击，相互辩论。让刘心武感到最可喜的，是这个系列节目引发出了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没读过的要找来读，没通读过的打算通读，通读过的还想再读。“网上关于对《红楼梦》的讨论，角度更多，观点更新，分析更细，揭示更深，我从这些不同的反应里，真是获益匪浅。”刘心武说。

　　在刘心武看来，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他借用了蔡元培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

　　“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刘心武说，对秦可卿的研究只是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借此进入《红楼梦》，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刘心武说，说到头，他的秦学究竟是否能够成立，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这个系列讲座，引发出了人们对《红楼梦》的更浓厚的兴趣，读《红楼梦》的人更多了，参与讨论的人更多了，红学在民间的空间，因此大大拓展，这才是最重要的。”

　　研究红楼梦的争议尚未完全散去，2012年，刘心武又开始评点《金瓶梅》，很多人痛心疾首地对他说：你这是要晚节不保啊。刘心武不理解，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一生一次《红楼梦》都不读，很遗憾;一生对于《金瓶梅》总是误解，也很遗憾。

刘心武于2011年在《刘心武续红楼梦》签售现场

　　刘心武第一次“结缘”《金瓶梅》，已经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读的也不是全本，但《金瓶梅》中写实主义的文本达到的高度、人物的刻画功力还是让他震惊乃至相见恨晚。

　　书中的人物性格完全不是符号化的，“潘金莲很凶恶，武大郎不死，她跳到武大郎身上，拿被子把他捂死，非常残暴。但是她也有直率的一面，她跟西门庆吵架的时候非常不畏强暴;还有乞丐乞讨的时候她也是很热心地施舍，她也有善良的一面。《金瓶梅》把人性当中的真假善恶、是非良善写得非常鲜活真实。”

　　刘心武还看到了更多。他说，《金瓶梅》里描述了一个很黑暗、很堕落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负面的东西很多。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创造出一种从上到下富人和穷人的共享繁华。

　　十多年里刘心武参阅了大量资料，最后从《金瓶梅》的成书之谜、西门庆死亡之谜、大结局之谜、影响《红楼梦》之谜等31个谜题入手来谈。面对种种争议，他不是毫无压力，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也就不会有《红楼梦》”。

　　那些“人生有信”

　　不少人说刘心武脾气有点“怪”。《红楼梦》中，刘心武最喜欢的是妙玉。“我有时候和妙玉一样，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性格也很孤僻。”他一般不接受采访，也不参加文学会议，跟文化圈的活动基本不沾边。

　　身为“正局级干部”的刘心武对记者说过：“虽然我有用车待遇，但一次也没享受过。我自己打车，不报销。因为我有版税，付得起这个钱。”“我早就不是专业作家了，没有写作任务，也不用报计划，更不用自己驱赶自己，就是赋闲、退休，自己过活。”

　　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人生有信》里，刘心武记录了与孙犁、冰心、夏志清、余英时、蒋孔阳、冯牧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信函，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那一代文化人同气相求的真诚善念。

　　刘心武和著名美学家蒋孔阳的情谊，始于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当年这部小说引发争议，蒋孔阳发表了长篇评论予以充分肯定，并从此开始二人之间长达20多年的书信往来。虽然两人始终缘悭一面，但蒋先生当年的鼎力扶持让刘心武终身难忘。

　　“这些书信牵动出我丝丝缕缕五味杂陈的心绪。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荡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我们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激励，互相声援。30年前那些雨丝风片，如今回想起来，有若许亮光，若许暖意，也有若许混沌，若许惆怅。”刘心武说。

　　刘心武曾在一家小书店里偶然发现 《黄金时代》，他一口气读完，“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回家后他立马打了一圈电话询问王小波的联系方式，迫不及待打通电话后报上姓名，那头的王小波懒懒地“唔”了一声。刘心武一时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只好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想跟你聊聊。”第二天下午，两人约好见面，一直聊到夜里十一点饭馆打烊。

　　“这一天我没有白过，我多了一个谈伴，无所谓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说并无特别收获，但一个生命在与另一个生命的随意的、绝无功利的交谈中，觉得舒畅，感到愉快，这命运的赐予，不就应该合掌感激吗?”多年后，刘心武依然记得那种畅聊之后的满足感。

　　有一次，两人聊到靠写作生存的问题，王小波说，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时可以上路挣钱。

　　刘心武的朋友、文化学者张颐武说，当王小波还默默无闻时，刘心武逢人就介绍，说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作者。但王小波离世且名声大噪后，刘心武却退后，很少提及两人的密切交往。

　　中学时期刘心武就爱画水彩写生，常画城里的古典建筑。在《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里，他画了一幅五塔寺的水彩写生。“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

　　文学就是写人的困境

　　1984年，刘心武的首部长篇小说《钟鼓楼》刊载于《当代》杂志，后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钟鼓楼下的一个小杂院，在12个小时里发生的故事，浓缩了人生百态。

　　刘心武天生是喜爱写底层人物的。他有很多平民百姓朋友，像农民朋友三儿，“的哥”朋友青岭。

　　退休后，刘心武在京郊温榆河畔买下农舍，取名“温榆斋”。他常从大飘窗望出去，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就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用了一年多时间，刘心武写就了这部16万字的《飘窗》，依然是人生百态，只是比《钟鼓楼》多了一些沉重和焦虑。

　　“作家兴趣不同，有人专写官场，有人写自己没有生活过的年代，我的兴趣从《钟鼓楼》开始，一贯有草根人物出现，我觉得他们的真实状态适合用文学来表现，我也有能力去表现。”刘心武说。在他看来，市井人物是城市文化的烟火。作家也许未必能给他们提供解决困境的方法，但不能因此而不去关注现实。

　　“我们面对人间不平，乃至惨剧，往往把原因归结到社会、制度的弊病，但是就文学而言，提醒读者要直面人性，特别是人性恶，恐怕是更重要的使命。如何压抑、控制、消弭人性恶?最好的文学，应该把读者朝这样的深度去引。”刘心武说。

　　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在一次交流会上，75岁的刘心武对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说，“文学就是写人性，要展示人的生存困境。这是我从最早60年前开始投稿，一步一步所领悟到的一个文学的真谛、文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