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科恩在中国拍摄。

　　1957年，科恩作为美国广播公司的特约记者，跟其他40名美国青年一起，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六周的采访拍摄，他是第一位进入新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美国摄影记者。2015年，已经85岁高龄的科恩，再一次重走当年的采访路线，而他摄像机下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

　　鲜为人知的历史

　　1930年，罗伯特·科恩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费城，1952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艺术系学士、1954年获电影专业硕士学位。1956年，在一则广告的吸引下，科恩同多名西方青年一起到达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民主青年节”。在青年节上，包括科恩在内的很多青年接到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中国代表)的邀请访问中国。在当时，美国政府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然而强烈的好奇心使得科恩最终决定不顾禁令的威胁。当时，共有180多位美国青年人受到邀请，但最终只有41人决定应邀前往中国，这其中就包括科恩，科恩的身份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特约记者。“即使作为特派记者，也可能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这意味着我无法再进入政府部门或国家企业工作，更不要说会被贴上共产主义间谍的标签。”科恩说，“但如果能拍摄中国内部的情况，并让美国人看到那里的人们的生活，也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就这样，科恩做好了接受一切可能后果的准备，在1957年8月从莫斯科进入中国。

　　科恩随身携带的，是NBC借给他的一架16毫米摄影机和11卷黑白胶片。他用这台摄影机记录了美国青年代表团走过的中国的八座城市——北京、大连、长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拍摄了300小时的素材，其中的部分镜头带回美国后在NBC新闻节目中及时播出，为美国观众提供了来自遥远中国的珍贵影像，科恩因此也成为第一个获准在新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美国记者和电影导演。

　　回国后，科恩利用拍摄的影片素材制作了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名字叫做《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部纪录片在美国、加拿大的100多所大学、图书馆和社区放映，科恩也受邀在这些地方讲述他拍摄的中国故事。

　　在此之后，科恩又分别于1978年和1988年分别访问了中国，并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影像。中国也因此成为他一直惦念的地方。

　　一段新的记录

　　2014年10月，长春广播电视台台长张鸣雨在领英(Linkedin)上收到了一条特殊的信息，一位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老人在对他的问候中附上了他在50多年前拍摄的关于长春、关于中国的珍贵影像图片，这位美国老人正是科恩。“在交流过程中，我得知，早在1957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中美民间外交事件，一个41人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了长春，访问了中国，并参加了当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张鸣雨说，他和科恩几乎同时想到了要利用这些珍贵的素对“火箭般”飞速发展的中国进行再次呈现。于是，便有了新的纪录片《科恩眼里的中国》。

2015年科恩在长春一汽。

　　2014年11月，这部纪录片正式立项;2015年5月，摄制组到美国完成了该片美国部分的采访和拍摄。8月22日，中国部分的拍摄在大连正式开机,除了曾经走过的八座城市，此次科恩又访问了山海关、嘉峪关、酒泉、深圳等四个新增城市，南北纵横12000公里，耗时近70天，拍到的素材达到了300多个小时。

　　最终，电视版的纪录片分为四集,英文名称分别为《发展与问题》、《改革与革命》、《生活与环境》、《传统与现代》。在片中，科恩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变迁，纪录片还通过新旧对比、采访学者和当事人等方式，反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呈现了科恩本人对当代中国和世界一些共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影片涉及的内容很多，包括环保、反腐、节日经济、老龄化、京剧等等，这些都能够使外国人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全方位立体式地看到中国的变化。”吉林省文联主席尹爱群在看完纪录片后这样评价。

　　镜头里的中国故事

　　在纪录片的开头，科恩说，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回去中国”的声音总在他的脑海中响起。他希望自己像孙悟空一样，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把中国看明白。他感叹中国就像一个“童话世界”，短短几十年，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2015年科恩在美国家中展示拍摄的中国工厂。

　　“当看到科恩诉说50多年前在中国为期6周的‘短暂停留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并深情低吟‘总有一个声音——回去，中国!’时，说实话，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如此的情感，确实令人动容。”吉林日报社文化新闻部主任龚保华说。

　　打动观众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些真情的流露，还有科恩对中国时下发展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在深圳，科恩目睹了这个移民城市的快节奏以及在中国的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我1957年来到这里时，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当我1978年第二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是有着21000人的宝安县。谁也不曾想到，仅仅30多年时间，这个1979年被更名为深圳市的地方，GDP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本地生产总值已超过2400亿美元，成为有着2100万居民的移民城市。”

　　在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科恩注意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面对100多层的摩天大楼，科恩感慨“中国人的造楼热情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城市里的摩天大楼也让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而在上海近郊的金泽水乡，科恩又看到了不同的景象——由于老龄化严重，这里的年轻人都到大城市打工。一些富有的中国人开始在这里购买古宅，建成庄园，修复了古老的历史建筑。

　　1957年，在上海附近的苏州河潘家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当地的居民把垃圾直接倒入河中，也从河里饮水。当地的孩子围观了科恩，原因是他胳膊很重的汗毛让孩子们怀疑科恩“是不是猴子之类的动物”。而如今的潘家港，50多年前的脏乱镜头不再，整齐的住宅区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以及热情，正如在北京的天坛公园，一位正在锻炼的大爷听到科恩的故事后，竖着大拇指跟他说：“You are great。”

《科恩眼里的中国》海报。

　　在纪录片的末尾，科恩说，他期盼着他100岁时再回中国，就在这时，屏幕上弹出了无数由观众发送的弹幕文字：“说好了，您100岁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