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尚未沦陷，因为国民政府迁都此处，成为中国的抗战中心，也成了各国记者报道中国抗战的汇聚之地。《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爱国歌曲在被禁止多年以后重新回荡在武汉上空，《保卫马德里》亦随处可以听到，中国和西班牙在同一条战线上，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写道：“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

　　也是在武汉，爱泼斯坦见到了来自西班牙前线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他正准备到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一个战地医疗队。全民抗战的火热气氛感染了爱泼斯坦，同时也感染了在武汉拍摄纪录片的《四万万人民》摄制组。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吸引了大量外国通讯社记者纷纷来台儿庄采访。爱泼斯坦决定去台儿庄。

1938年4月, 爱泼斯坦作为美国战地记者赴中国抗日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图为爱泼斯坦(左)与

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佐里士·伊文思(右) 及其助手约翰·福尔诺，在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的留影

　　见证台儿庄战役

　　1938年4月3日，爱泼斯坦与《四万万人民》摄制组成员到达徐州，拜访了李宗仁将军。李宗仁面目清瘦，但精神矍铄。

　　4月3日下午，在开往台儿庄战场的火车上，爱泼斯坦和《四万万人民》导演伊文思、助手卡帕、约翰•福尔诺、美国海军使节助理卡尔逊、政治部第三厅的曹亮、西奥多•杜先生等组成了考察团。

　　大约半小时后，爱泼斯坦一行吃力地步行去前线指挥部采访孙连仲将军。孙连仲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满脸胡须，由于前两周指挥战斗，缺乏睡眠，高度疲劳，声音嘶哑。

　　4月4日，爱泼斯坦到达31师指挥部，采访了池峰城师长。当日，越过架设在古运河上的浮桥，爱泼斯坦从西城门到了台儿庄城内。那里到处是瓦砾，尸横遍野。有一具农民的遗体，他那伸出去的手臂旁是一只死鹅。附近还有一些躺在铁制弹簧床上的日本士兵尸体，日军溃逃前准备拖到空地上焚烧，但未来得及。城墙已有一半被炸弹炸毁，城外，有四辆被日军丢弃的坦克残骸。

　　4月5日晨，爱泼斯坦在一座不高的山上坐下，旁边是中国轻野战炮阵地，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对垒的两军之间，农民耕地，妇女们放牧，难民营里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喂奶。当日，爱泼斯坦一行采访了孙连仲。

　　孙连仲向爱泼斯坦一行介绍了台儿庄作战经过，但对国军反攻的信息却讳莫如深。爱泼斯坦留意到战斗的枪炮声依稀可闻，农民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间劳动。《台儿庄目击恶战》记载：“4月5日，爱泼斯坦自台儿庄发来电讯称，自4日晚，此间日军战地为华军破坏无余后，已纷向峄县方面逃窜。”

　　在第二集团军所在村庄，爱泼斯坦看到一位农家妇女牵着蒙着眼睛的毛驴拉磨，磨由两块圆而平的石块做成。

　　4月7日，台儿庄仍在燃烧，街上一片废墟，偶尔有残垣断壁保存下来，光秃秃的，全烧焦了。到处是尸体和未爆炸的炮弹和手榴弹。31师的战士给司令部运送的战利品包括几十挺机关枪、数百支步枪和刺刀、防毒面具等。在烧得又黑又焦的墙上，贴着在白纸片上写的标语和绘着漫画：“赶走敌人!”“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城里的大多数中国士兵都戴着缴获来的日军钢盔，把日本黄色星星换成国民党太阳标志，享受难得的战后间歇。有的把脚伸进运河里戏水。31师的战士们打起了排球。城墙上有一位女大学生在发表讲演。

　　在池峰城指挥部，爱泼斯坦见到了范长江、陆诒及其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摄影师，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了《克复台儿庄》。

　　下午，爱泼斯坦一行沿日军撤退路线出城。北城墙外有四辆坦克。在邵庄，看到20辆重型卡车和一些履带牵引车以及300匹死马。数百具赤裸的尸体躺在村庄附近的坟地，中尉以上的军官身体前放着一小排木牌，共有四五十堆。到处是未爆炸的炮弹和铜弹壳。在日军战壕里，散落着日本报纸，上面有不少丑化蒋介石的漫画。

　　在返回台儿庄的路上，爱泼斯坦一行的卫兵击毙了一个日军士兵，从他身上搜出一本机关枪训练手册和他在战地银行的存折。傍晚，爱泼斯坦回到台儿庄。

　　在台儿庄城内一座碉楼下长满茅草的院落，爱泼斯坦站在一盘石磨上戴上日军头盔作投降的样子拍照留念，此照片被收入曹聚仁、舒宗侨主编的《中国抗战画史》。

　　4月8日，爱泼斯坦看到台儿庄人开始返回城里。他们从废墟中挖出自己的东西，把自家藏在街垒的金银首饰匣子取回来，在瓦砾中清扫出一块睡觉的地方。邮局和电报局在残垣断壁的办公室重新开张。

　　4月11日，爱泼斯坦回到徐州，后搭乘军政部第五号救护列车返回武汉。

　　1939年，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在伦敦出版，其中《反击》一章介绍了台儿庄战役。《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地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前两年的战绩，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宋庆龄读了书的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1938年，爱泼斯坦（左二）在开赴台儿庄战场的火车上

    “我又来到台儿庄”

　　回忆当年的情景，爱泼斯坦写道：“我与杰出的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有民主思想的美国军官伊万斯•卡尔逊一起来到前线……成功地从徐州李宗仁的战区司令部，来到靠近台儿庄的孙连仲的集团军司令部，最后才到达31师指挥部。”

　　1982年秋，爱泼斯坦再度来到台儿庄，他说：“台儿庄，这个在旧中国受战争创伤严重的地方，现在已经坚定地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这是台儿庄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只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爱泼斯坦此行写下了《我又来到了台儿庄》，发表于1983年第6期《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后收入《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台儿庄区志》等。

　　爱泼斯坦希望那些在1938年和他同来台儿庄的人能再来一次：罗伯特卡帕会用无与伦比的手法拍下它们。伊万斯•卡尔逊再用歌声为我们驱逐炮弹带来的紧张。范长江“会对台儿庄的变迁写出有深度、技艺高超的报道。”

　　2004年，已是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其第八章一节深情地回忆了1938年采访台儿庄战役的情形。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