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悬挂着大幅的禁烟标志。从这一天起，北京市开始实施“最严控烟令”—所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室外排队队伍中，均禁止吸烟。违者将处以个人最高200元人民币、单位最高10000元的罚款。

　　中国早在2006年就加入《联合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迄今仍然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控烟立法。因此，作为目前控烟力度最大的城市，北京一年来的控烟效果备受关注。

　　控烟条例从无到有

　　“中国有着400多年烟草历史和3亿多烟民，烟害教育一直不够深入。这样一种氛围，要完全做到依法室内不吸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民间公益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创立者吴宜群说。她曾任中国预防科学院副院长，是资深控烟人士。

医院的医护人员给学生讲述吸烟的危害

　　中国目前已有18个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控烟条例，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最为严格，也最接近《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你现在到餐厅碰到吸烟的行为，就敢说出来了，餐厅服务员和吸烟者的态度也大多会很好。因为有法可依，你就有底气。这就是变化。但是你设想：若连法规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改变?”吴宜群表示。

　　2015年北京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全市有419万烟民—每5个北京市民中就有一个烟民，而不吸烟却深受二手烟毒害的有1000多万人。

　　许多北京居民对控烟令的认识，是从一张海报开始的。海报上的女性，用三个手势来代表“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以此劝阻身边的吸烟者。这三个手势是经由反复研究、遴选并由市民投票选出的。

　　伴随控烟令的展开，无论电视上还是广播里，人们都在热议这一行动。“禁止吸烟”的标志开始全面出现在医院、学校、餐厅、网吧。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餐馆的专项调查，餐馆禁止吸烟标识张贴的比例上升明显，由原来的52.6%提高到82.4%;餐馆发现吸烟现象的比例明显下降，由原来的40.3%下降到14.8%。

　　《条例》的亮点之一在于引入社会自治，强调全社会都应当支持控制吸烟工作。任何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发现吸烟行为，均可以行使下列权利：一是劝阻吸烟者停止吸烟;二是要求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劝阻吸烟者停止吸烟;三是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控烟投诉热线12320举报。此外，有13000多名志愿者加入了劝阻吸烟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年底起，中国政府就开始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不敬烟，不劝烟，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违反规定者将被批评教育乃至严肃处理。

　　个人选择背后的公共健康

　　根据北京市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所作的评估，控烟一年来，公共场所吸烟人数从11.3%下降到3.8%。无烟环境最好的是学校、星级宾馆、医院，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公共交通站。

　　公众对控烟的满意度由原来的42.26%提高到81.3%，82%的受访者对《条例》执行表示满意。有33.5%的被访者表示如果在禁烟场所发现有人吸烟会进行劝阻。

　　北京的控烟是中国控烟迈出的一大步。“在过去一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得到严格施行：执法者严格执法，民众遵纪守法，公众支持度高，也因此让北京的百姓们呼吸上更新鲜的空气。我们为北京所发挥的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喝彩。”2016年5月31日，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在北京控烟一周年的宣传活动上说。

　　然而，隐蔽的角落总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小餐馆。2016年5月，知名演员文章在火锅店包厢内吸烟被曝光，文章缴纳罚款并向公众道歉，火锅店也被罚款5000元。

　　在控烟令的反对者眼中，抽烟更多是一种个人选择，与社会公共卫生无关。但这种想法并不符合事实。

　　《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吸烟人数比5年前增加了1500万，已高达3.16亿。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著名心脑血管专家胡大一是控烟令的坚定拥护者。“我发现患病的病人越来越多，做支架的越来越多，虽然掌握做支架技术的医生越来越多，但仍然满足不了新增病人的需要。预防烟草危害、减少烟草烟雾是最有效的减少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又是最有效的办法。”

　　肺癌与吸烟密切相关。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则向媒体提供了一组数据，2015年中国新发病肺癌患者73.3万，因肺癌死亡的患者高达61万。临床确诊肺癌时70%以上的患者为晚期肺癌，失去了外科根治性治疗的机会。晚期肺癌患者治疗的平均费用已经超过11万。高额的医疗费用所造成的因病致贫和因肺癌返贫问题日益凸显。他呼吁各方高度关注与吸烟密切相关的呼吸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正在造成沉重的医疗负担。

　　希望无烟中国早日到来

　　北京市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显示，控烟一年来，46.4%的吸烟者表示想戒烟。为回应吸烟者戒烟愿望，全市29家开诊戒烟门诊的医疗机构开展简短戒烟干预292万人次。

　　北京的出色控烟，为中国国家控烟法规的出台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让控烟人士们感到遗憾的是，设立吸烟区的建议可能会被写进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中。

　　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我们现在觉得《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改稿相对于一审稿是一个倒退，现在的版本是要保留吸烟区，我们觉得不应该。烟雾的弥散能力特别强，控制弥散需要有相当于12级台风的负压，这样的吸烟室能建立起来吗?北京市人大认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北京市近年来执行力最高、最受民众支持的地方法规，如果国家层面的控烟条例按照修改稿出台，这对北京的积极性将是一种打击。”

　　吸烟区的说法听起来似乎颇为人性，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条实施准则认为，“不存在符合安全标准的二手烟雾……排风、换气和使用指定吸烟区，不能避免接触烟草烟雾。”

　　香烟外包装是否应该印上令人反感的警示图片，也是控烟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扒下烟盒的“画皮”，为啥这么难?》犀利指出，“并非文化习俗不答应，而是烟草业利益作祟。”

　　烟草企业对控烟的阻挠是全球性问题，但中国的烟草体制更为特殊：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和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中国烟草产业发展的职责，因此，在控烟和经济利益的天平两端摇摆几乎成为必然。

　　改变很不容易，但控烟仍然在向前推动。修订后的中国《广告法》几乎禁止了所有的烟草广告，特别是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而政府在提高烟草税和价格方面，经各方共同努力，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

　　从经济上考虑，烟草业是典型的“健康危害型产业”，其利税贡献完全不足以弥补全社会的成本付出。伴随经济结构调整，烟草业供给侧改革正当其时，从改变烟盒外观、提高卷烟价格等措施入手，实现烟草消费减少、烟草危害减少，“无烟中国”才有望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