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正当“逆全球化”思潮日益上升之时，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正在用实实在在紧锣密鼓的行动而不是言辞掀起了新一波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开放经济水平的浪潮，进一步显著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成为其中的重点内容。

广东省深圳市，建设中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2017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下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与上一版相比，一举取消了10个条目、27项外资市场准入限制措施。

　　随后，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延续此前数次修订的总体趋势，进一步压缩了限制、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篇幅。

　　接着，7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营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环境是这次会议的头号主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全国推行已在自贸试验区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推动对外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实行“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扩大外国人才签证发放范围、延长有效期等，而且规定了这些措施原则上须在9月底之前落实。

　　在上述行动中，修订外资负面清单有着突出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向全国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本身就是赋予企业更大自由度的企业管理根本性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版自贸区外资负面清单最突出地显示出中国在全球商务中的功能定位正在发生质变提升，“中国的自贸区”正在迈向“世界的自贸区”。

　　外资管理“负面清单”模式与“正面清单”相对，后者是列举对外资开放给予国民待遇的领域，未列入清单者暂不开放;前者则是俗话所说的“法无禁止即为许可”，列出不对外资开放给予国民待遇的领域，除此之外一律给予国民待遇。即使不属该领域专业人士，从这里也不难看出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赋予企业更大自由度。

　　相应地，这一制度变革使得东道国承担了更大风险压力，对东道国前瞻能力要求更高。在“正面清单”制度下，东道国在保持其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下，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技术部门，如果在实践中发现不宜对外资开放，在正面清单管理方式下，只要原来没有纳入准许开放的目录，东道国就掌握着决定是否准许开放以及开放时机的主动权。

　　但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下，如果新产业、新技术部门在当初没有纳入负面清单，日后一旦发现不宜对外资开放，要想将其纳入负面清单，必然与外资及其母国发生利益矛盾，即使最终成功，也肯定需要额外花费一番精力，东道国要丧失一部分自由决策的主动权。如果最终发展成为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官司而又是东道国败诉的话，败诉的东道国政府往往还要承担一部分经济赔偿。

　　正因为如此，在清晰了解潜在风险的基础上，在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连绵不断、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动荡接踵而来之际，中国主动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底气以及加大对外开放的诚意。

　　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决定探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并在上海自贸区试验，同时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作出承诺;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前夕的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153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关于修改《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决定，对外资企业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成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2017年7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力度在全国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中国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一步步加快落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高地，自贸区实施的外资负面清单在中国发挥着标志作用，新版自贸区负面清单突出特色之一就是折射出了当前中国从全球商务单纯参与者日益跃升为枢纽、中心。

　　如果说原来来华外资企业着眼点就是中国和母国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华是着眼于区域、乃至全球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一再表示，该组织总部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移驻中国。中国对此要做的不仅仅是顺应潮流，更要积极引导、强化这一潮流。这些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资地区总部落户中国就是积极举动。结合新版自贸区负面清单来看，许多取消的外资准入限制项目，原本外资在这些领域的中国市场上没有优势，但是他们若以中国的自贸区为运营基地注册设立公司，与中国这些领域的优势结合，就完全有可能横扫海外市场。

　　当中国在国际经济角斗场上还是一个弱者时，外资来华投资的唯一目的就是中国国内市场。时至今日，中国在相当多、而且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成为强者，外资来华目的则是“挟中国之力以谋海外市场”，中国应当放宽、取消对他们的准入和股比限制，以便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为中国开拓全球市场服务。

　　举个例子，新版自贸区清单开放外资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代理发行、兑付和承销，实际上就有助于人民币和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可望便利、激励外国政府在华发行人民币证券。在新版负面清单制造、交通运输、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取消管制项目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机会。

　　所以，来中国投资兴业吧!在中国，投资者们可望得到的，不仅仅是越来越堪与离岸金融中心媲美的便利，更是还在持续快速增长的本土市场机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1980年中国现价GDP为3053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9.4倍(28625亿美元);到2016年，中国现价GDP已达113916亿美元，美国的优势大幅缩小(185619亿美元)。

　　在“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文化传统熏陶下，中国更善于踏踏实实改善商业环境，而不是“言胜于行”。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