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提出“走出去”国家战略已经将近20年时间。近些年来，中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上国际投资的主要流入地，而且也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流出地。正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到境外投资，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目前，从总体上看，对外投资的发展体现了中央的大政方针，受到了各界的充分肯定。

　　对外投资质量至上

　　来自联合国发布的《2017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达到1830亿美元，不仅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而且首次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对外投资金额还超过了利用外资金额。由此，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在参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业已实现两个“并重”，即不仅实现了从商品输出为主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重的方向转变，同时也实现了从利用外资为主向吸收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重的方向转变。

入驻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中资企业

　　从中国入世开始直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几乎每年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都增长4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翻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增速下降，但对外投资金额也都呈现出两位数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701.1亿美元，增长44.1%。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为了在更广阔范围争取获得资源优化配置的选择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16年全年增长幅度很大，但就12月单月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同比下降39.4%。从2017年以来的情况看，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前8个月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4789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687.2亿美元，同比下降41.8%。中国的对外投资之所以出现了明显下降，固然与国内经济好转带来的分流作用有关，但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有关部门在投资项目的真实性上强化了把关，有效抑制了各种各样的非理性投资，确保了对外投资的质量。2016年12月初，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通告强调，要重视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

　　对于不同类别的商务决策而言，由于沉没成本占比较大，对外投资比对外贸易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更多，更需要从长计议。总体上看，判断对外投资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必须要判断投资本身是否能够更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是否能够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资源。按照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来解释，对外投资是为了扩大市场、寻求资源、优势互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等。总之，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进行对外投资，基本上要符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所提出的国际投资折中理论，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要体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照此看来，在俱乐部、球队、房地产等领域投资显然不是“走出去”的当务之急，而不在海外配置这些“豪华”资源，并不会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负面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在堵住了虚假投资、盲目投资之路后的不长时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回稳。前些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最高时曾接近4万亿美元，但到2017年初却一度降至3万亿美元以下，说明很有必要堵住虚假对外投资之路。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8月末，外汇储备规模为30915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08亿美元，升幅为0.4%，为连续第七个月出现回升。与此同时，年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一度接近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的重要心理价位，但从2017年9月初的在岸人民币汇率来看，1美元曾经一度只能兑换6.43元人民币，人民币较年初的升值幅度曾经最高达到8%，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达到16个月的最高水平，基本上人民币在市场均衡基础上双向浮动。

　　无论是对盲目投资而言，还是对虚假投资而言，都经不起各类真实性调查的检验。事实上，对海外投资的真实性审查是最基本的监管，其主要内容是核实在海外有否具体的项目、合规性如何、获取相关资源是否便利、是否符合当地产业发展方向、潜在投资风险何在、对市场前景的预判、合作伙伴的资质等诸多方面。真实性审查并不是要一概叫停对外投资，而是为了让对外投资更加健康发展。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要想让对外投资过程中体现出“高水平”的特征必然会从效益和安全上加以考虑，而站在国家角度从宏观上讲，更要有助于构建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主导地位，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与安全保障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的对外投资不妨适当淡化对规模和增速的关注，而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提升安全与质量上。事实上，中国现在有许多企业具备了跨国经营的实力，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7年全球财富500强榜单中，共有115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说明中国具有高水平与大规模“走出去”能力的企业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强。

　　对外投资寻求新突破

　　在提高对外投资质量方面，中国要做到有所作为就需要集中精力在以下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海外并购案例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大有作为。前些年，国内民营企业吉利并购国际知名企业沃尔沃，不仅让吉利在国际市场上找到更好站位，而且也帮助沃尔沃摆脱了经营上的困难。而通过海外并购，还可以帮助一些国内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战略。作为全球著名家电企业，海尔集团在最近8年先后完成了对日本三洋、新西兰斐雪派克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用电器部门三大并购，而且从本世纪开始还在美国、巴基斯坦建立了产业园。海尔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战略。另一个家电巨头美的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则有助于在高科技方面补足国内的短板。

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的工作人员

　　第二，在提高对外投资质量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通过建立境外经济合作区，实现集团出海。建立境外经济合作区不仅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安全，而且也便于对国内企业提供更为精准的经济外交服务。按照相关政策，凡经政府批准、确认、考核通过的合作区，在符合商务部、财政部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资金管理办法》《境外经贸合作区确认、考核暂行办法》的前提下，可享受合作区发展资金的支持，而相关金融机构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和贷款条件的建区和入区企业，积极提供必要的授信支持和配套金融服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境外合作区，国内企业在海外也容易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从企业的单独对外投资行为向产业链协同对外投资转变。目前来看，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国罗勇工业园、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等园区对于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质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统计工作的通知》确定的权威认定要求，2017年境外合作区的统计范围调整为103家。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来看，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所在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第三，控制投资风险是确保投资质量最主要的当务之急。目前来看，国内企业在海外面对的投资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方面，对外投资的风险体现在准入前阶段，而其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投资保护主义。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对外投资项目在海外不止一次被“拒”。至于东道主出于什么样的想法，理由似乎很难完全抬到桌面上，但大体上也能够让外人看出，这种“拒”要么出于冷战思维考虑，要么出于市场保护考虑。如美的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在当地险些被叫停就很能说明问题。某国内电力企业在澳大利亚并购当地电网也被叫停。而前些年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被“拒”也说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防人之心。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风险也体现在准入后阶段，特别是在劳资纠纷、基础设施、社会秩序、管理团队、适应当地法律法规等方面，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经常遇到麻烦，像三一重工在美国就曾被强制搬离。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也遇到劳资纠纷。而中资企业在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更是不止一次遇到政局不稳或战争而停工，甚至不得不撤离。

　　第四，提高对外投资质量还需要与搞活国有企业紧密结合起来。现阶段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重大项目由国企承担。如果在海外投资，就更需要强化针对境外经营的监督管理，不能只追求上项目，不重视投资后的经营管理，到头来很容易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踩地雷”。鉴于此，2017年1月，国资委宣布加强央企境外投资的审查，其中包括中央企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等。当然，如果是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还要注意，一些发达国家借口“竞争中立”，实际上是为了进行市场保护，因而对外来的国有企业设限较多。

　　现阶段，投资金额暂时出现下降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形式的“刮骨疗毒”，相信打好基础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会更加顺利。按照2017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中的“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在六大重要领域不仅不会限制对外投资，而且还要鼓励开展境外投资。其中包括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本设施境外投资;稳步开展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加强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协作;在审慎评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稳妥参加境外能源资源勘察和开发;着力扩展农业对外配合;有序推进服务范畴境外投资。当然，除了鼓励，限制和禁止同样是出于提高对外投资质量的考虑，特别是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和限制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更具有现实意义。总体来看，在对外投资方面的“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相当于一个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相结合，对于海外投资具有更强的引导作用。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推进“走出去”战略、防范境外投资风险原则的三个“不动摇”。中国将更加强调高水平的“走出去”，而这种高水平主要体现在扩大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产业链、提高话语权、保证经济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诸多方面。

　　白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