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里，到底什么叫作“贫穷”?减贫又该如何进行?

　　贫困是相对的

　　我居住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一个老旧居民小区中的一幢红色墙砖居民楼里，穿过小区的铁门，首先要路过门卫的小房间。门卫也兼职物业师傅，每有人进出，他总是和善地点头致意。那间小屋的居住面积估计只有8平米左右，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里面仅仅够摆放一张床、一张安放电视的写字台和一些生活杂物。在寒冷的冬天和炎热的夏季，他都用室外的电磁炉做饭。门卫曾对我说，小屋没有暖气，洗澡等清洁工作都在有几步远的垃圾桶旁的公共厕所解决。

　　当时我正好与我的朋友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聚会后回家。在这个繁华市区的咖啡馆和夜总会里，有钱人家的后辈们在室温舒适、光线亮丽的氛围中，咂咂地品尝着香槟酒并随着电子音乐强烈的节奏晃动身躯。当然，门前停放着他们显眼的豪车：保时捷、玛莎拉蒂、法拉利等。而我的门卫师傅却会说，与他的同乡们相比较，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差，在这些老乡们生活的中国的那些地区，享受进步成果对他们来说，还要到来的晚一些。

当地人可以以参股的形式加入温室植物种植

　　“贫穷”不等于“贫困”。对研究者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研究者们首先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区别开来。“绝对贫困”是指按照国际标准，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相对贫困”是指贫困者的收入远远低于该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按照这种划分，“相对贫困”几乎在全球各国都有。当然，其表现形式很不相同;而“绝对贫困”则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主要表现是贫困者在为了维持生计必须的日常生活衣、食、住方面有很大的匮缺，或者他们完全不能满足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基本需求。

　　自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在脱贫领域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1981年，中国有8.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是1.73亿。通过中国政府在扶贫方面持续的努力，到2015年底，贫困人口数字下降到5575万人。按照中国后来提出的更为严格的国家扶贫标准，即每人每天1.1美元，那么，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是7000万，这个数字比法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大。中国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每年不足2855元人民币，约合390欧元或者是410美元。这个钱数也就是够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买一部中等价位的智能手机或者每年上十几次深受中等收入群体欢迎的“海底捞”餐馆。

　　地区差距亟待缩小

　　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将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作了规划。到2020年，在农村至少有700万贫困人口脱贫。政府为此制定了具体措施，以做到在农村精准扶贫，即更好地确定农村的贫困人口并且建档立案，研究其贫困原因，有的放矢地实施减贫措施并持续地改善他们的生活。自从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扶贫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仅在2015年，国家就总共投入了467亿元(约合64亿欧元)以帮助农村最贫穷的人口脱贫。这一年扶贫投入资金之多，是在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原因是，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年代里迅猛发展，但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还远远谈不上所有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和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

温室植物既是生态游又是农业体验游的重要内容，在未来将吸引大量的游客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说：“2015年全国有12.88万村庄和592个县按照国家标准被评定为贫困村和贫困县。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和西部以及内地之间存在着差距，农村和城市也存在着差距。就富裕生活的分布而言，在城市之中也存在着差距。”

　　那么差距到底有多大?人们只需要将视野置于大城市之外便可有所了解。我们乘坐高铁南行，来到距离北京有400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市。在候车大厅里，农民工扛着沉重的行李包挤成一团。离开首都每向前行驶一公里，时钟就好像向后倒退几步。很多人不知道，就在这迅猛发展的北京—天津人口稠密区的大门前，居然有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地区之一。

　　河北省的面积是18.8万平方公里，比半个德国略大一些。该省的人口是7400万，其中310万是绝对贫困人口，占该省总人口的4.2%。河北省有45个贫困县，其中有几个特别贫困的县就在邢台市的管辖之下，它也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地。

　　邢台靠近发展势头强劲的首都地区，其总人口算上市区和所有周边市辖县大约为730万左右。该市因其区位特点可谓喜忧参半。虽然，当地人从长远考虑也想搭上北京和天津发展的顺风车，但是现实却是另外一码事。许多劳动力，特别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奔向工资高、发展机会多的首都，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在家。此外，该地区也感受到政府加大环保力度措施的影响，限制、压缩了当地的传统工业的增长。

　　那么，怎样才能使像河北这样的贫困地区与经济发展对接呢?这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难就难在仅仅靠金钱和补贴不能解决问题，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金钱和补贴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帮助，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并不能提高当地人的谋生能力和增强提高受教育程度的主动性，而后者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

　　思想转变带来的变化

　　那么，为了改变中国邢台和其他地区贫困人口的命运，所需要做的是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这一点成为当地政府扶贫的着力点。虽然，邢台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只是处在初步阶段。

　　谭卫平表示：“当邓小平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他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并获得了全国一致赞同。按照这个战略目标，推动发展的努力应该首先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南地区。这些地区具备实现快速发展和繁荣的优越条件。然后，根据发展的蓝图，内地和西部地区再逐步跟上。在这一过程中，内地和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在这些年东部地区企业、政府机构和人才获取的经济实力、资源和技术。”

　　国务院新闻办国际联络局处长董国平，同时也是这次邢台之行的组织者，进一步解释说：“实现西部跟东部发展步伐，1000个企业帮助1000个村的项目有示范意义。通过这个项目，成功的企业可以帮助贫困村发展，比如说通过投资。”

　　在河北省南部地区，人们从一开始就将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金帮助与通过创新理念带来的思想转变结合起来，使贫困人口融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南和县南和农业嘉年华就是一个成效显著的例子。在田地里建造了一个占地4.7万平方米的温室建筑群，其中有6个封顶的主题馆。在这里生长着当地水果、蔬菜、传统中药和食用作物。这是南和县金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设计的项目。这也是中国第四个同类项目。温室馆不仅仅服务于农业研究，而且还用作发展地方特色旅游。来自周边地区的游客除了旅游休闲之外，还可以增长农业知识。除了门票收入之外，为婚纱照提供场景也是创收渠道之一。

南和县南和农业嘉年华

　　那么，这一切与创新扶贫有什么联系呢?有许多联系!因为这个项目不仅仅可以创造工作岗位、提供农业科普的机会、促进研究当地植物种类和种植技术，还可以培养农民的企业经营意识。他们每人从地方扶贫的基金中获得4000元(约合550欧元)资金。一位在场的工作人员解释道：“我们鼓励农民将这笔钱投入温室项目之中并获得相应的股份。他们签订了一个5年的合同，通过参股，农民每年获利400元，为投资的1/10。5年过后，农民可以自主决定，是继续投资还是收回本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鼓励当地农民，从长远考虑去理财并且获利，而不是一次就把钱花出去。”

　　这个项目的着眼点不是物质贫困，而是—就像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20世纪所描写和用他创造的术语表述的那样—“文化的贫困”。按照他的理论，扶贫需要克服贫困者思维和行动的模式，否则，贫困会代代相传。

　　在创新扶贫的过程中，还有两个重点项目在邢台地方扶贫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这两个项目都是在临城县落户。其中一个是河北润涛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这家企业成立于2012年，其业务是专业养羊。当地农民可以用政府支付的6000元(约合830欧元)的补贴参股，每年分红480元(约合66欧元)。此外，该企业按照市场价向农民购买饲料，还为当地人提供工作岗位。在未来，农民可以通过专业培训使自己成为养羊大户。

　　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理念相同，河北绿岭食品有限公司则是从事生态核桃种植和生产。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年，现在是全国生态核桃种植的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将当地农民引领进了企业自身的成功故事之中。目前临城县有8个村种植核桃，这家企业业务范围涵盖整个生产链、培植和种植研发、现代营销和全国销售，总共有8000名职工，他们大部分来自当地。绿岭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高胜福说：“现在也有一些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邢台到我们公司工作。他们带回了新知识和有价值的工作经验，我们也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

　　然而真正给当地带来长期发展前景的不仅仅是农民在企业参股致富的成功故事，还有当地政府走出了一条发放资金的新路子。这些资金用途早就超出传统的范围，比如用于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等，而是另辟途径。例如，当地政府在所辖区内的贫困村安装光伏发电装置，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了当地人的用电要求，而且还创造了利润。利润再发放给当地人，这样又为他们创造了一条长期增收的新途径。

　　在“十二五”期间，河北省运用有创新意义的扶贫方式使500万人口脱贫。到2020年这条扶贫新路还将继续走下去，而且必将取得新的成果。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色里克曼就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心态提出了“习惯化的无助困境”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那些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对个人作出决定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中国政府的扶贫方式可概括为向贫困人口提供帮助，从而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近期中国在扶贫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带来移山填海、创造奇迹的效应。

　　思想观念的转变最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有助于破解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如果说到转变观念，所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贫困人口，无论对中国还是欧洲而言，要真正实现改善民生，必须为社会全体成员创造均等的起始条件。对中国来说，就是发达地区的社会组织和居民在何种程度上履行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作出的承诺，即对其他地区伸出双手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如果想要实现这个承诺，需要明白的是，你在邢台还是在北京出生，你父母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工人不是理所应当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每人出生的起始条件和身份同时将带来一定的对其他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