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对2016年中国的经济情况、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而且部署了2017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主线、方针，包括传递出重要的政策信号，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2016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第78次“朗润·格政”论坛，多位教授详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勾勒出2017年经济发展新图景。

　　姚洋：2017年中国经济会走向复苏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一些重要的信号，为2017年的经济工作定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姚洋教授如此评价。他在回顾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进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2017年经济政策的一些看法。

　　姚洋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任务是保增长。“现在中国经济还处在底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定的货币发行速度，保持一定的财政投入，对于稳定2017年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6.5%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就完不成指标。

　　第二个任务是调结构。在这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时强调，不能片面地谈调结构，也不能片面地谈保增长，两个都要谈。这就是说，2017年的任务要找到既保增长又调结构的突破口，把两个结合起来做。

　　为此，姚洋建议：第一，政府要加杠杆，然后去补贴民生，特别是用来消除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中央政府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自借自还的债券。例如对三四线城市的房价进行补贴，这对刺激农民进城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要利用这次结构调整的机会，向上一轮结构调整学习，国务院已经出台了指导意见，把债转股作为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方式和手段。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到了2017年的工作重点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对于201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姚洋教授充满信心地说。“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6年高，因为这次经济下行已经触底。过去20多年间，每7年一个周期，第4年应该是最低点，2017年后中国应该会真正地走向经济的复苏。”

　　赵波：房地产调控的五种手段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里面提出了房地产要持续平稳发展。“这次会议讲到2017年的工作重点时，把房地产排在第4条，这是继2015年之后第二次把房地产列入重点。2015年主要提法是去库存，2016年定位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波说。

　　赵波认为，这次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他指出，公报中提出了调控的五种手段：一是金融手段。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说，在信贷方面，信贷手段对于微观的购房者要支持合理的居住购房需求，但是要严格控制信贷向投资投机性的购房倾斜。这意味着可以预期2017年差别化的房贷政策依然继续维持，限购的调控手段可能普遍化，尤其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二线城市。

　　2016年中国楼市虽然火爆，但库存压力仍然很大

　　二是土地。从长期来看，人口依然是向大城市流动，但是大城市的土地面积有限。特大城市像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的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不能把人口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据此，简单的预期是大概在2017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供地有所增长，而供给增长了，地价增速就会放缓。

　　三是财税。公报并未提出房地产税，目前房地产的税收主要都是在交易环节，而不是在保有环节。公报里提出要落实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总体方案，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这将有助于提高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经济发展地区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四是投资。国家提出要去库存投资，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着重解决三四线城市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手段上提出了把去地产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的成本，降低人员的流通成本;提高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于农业人口的吸引力。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合理分配目前的一些公共资源，能够减缓三四线城市人口下降的压力，才能促进农民留在城市里。

　　五是立法。首先是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的租赁企业发展;其次是加快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行为。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目前中国的租房拥有率很高。一些城市空置率很高，买了房子并没有租出去，是与租房市场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采取这种调控手段，预期租房市场效率增大，并且中介规模化的租赁企业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能够降低租房的搜寻成本，减少空置率，可以部分减缓资源错配带来的不良后果。

　　卢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的主线

　　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深化”二字中可以探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一种政策的框架内容之一，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到了新高度。

　　为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2016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国民经济整体稳中有进，伴随一些重要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显著舒缓;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定力不刺激前提下，经过艰苦的市场调整实现PPI近5年下行后由负转正;居民消费较快增长与投资增速企稳，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支撑。然而经济运行仍面临多重困难：下行压力较大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尚未根本改变，体制性成本与税费负担过重抑制民营企业投资潜能发挥，部分城市房价飙升与部分产能过剩部门价格回升过猛显示经济增长体制机制仍存在深层矛盾。另外，外部环境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上述形势凸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卢峰指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信号显示，2017年中国经济政策有望在两个维度持续发力与加强。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的总量稳健中性方针，同时进一步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在适度增加总需求同时，为利用市场纪律化解与防控风险，为市场出清僵尸企业创造适当的宏观政策环境。保持定力不刺激，动态调节稳增长，是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定位，也有望成为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继续坚守的宏观金融政策方针。

　　卢峰教授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逻辑内涵的核心是改革，需进一步聚焦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通过加快推动关键领域改革突破性进展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助推结构转型。

　　在他看来，政府在治理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时应把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更好结合起来。“不仅要采用行政手段层层分解指标消减产能与减少僵尸企业，更需要重视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企关系，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直接和间接保护，更好利用市场出清机制打通僵尸企业退出通道，健全和加强产能过剩的市场调节机制。”

　　对于2016年新一轮部分大城市商品房价格飙升，卢峰认为这种以自然试验方式显示出现行政府垄断供地制度不利于中国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要在实施房地产需求侧与供给侧短期必要调控措施同时，下决心加快改革中国城市商品房与建设用地行政垄断供地制度，相应加快改革中国现行农地制度，把拓宽房地产供地渠道与提升房地产供地弹性作为构建‘房地产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与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

　　卢峰强调，要加大企业降税降费与保护产权政策力度，切实解决应对新形势下民营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问题。“近年有关讨论中对加大企业降税降费力度各方面已有相当共识，有关部门应以中央要求的立说立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加快设计实施相关政策。各类企业合法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多年前就已写入中国宪法，然而现实生活中用各种方式损害和侵犯企业产权事例仍时有发生，需要加大保护企业产权的政策力度，对‘违背案例要查处纠正’，切实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和更好发挥企业家才能。”

　　卢峰还进一步强调，要优化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发展思路，深化改革户口管制体制和政策，更好地释放城市化发展动力与践行共享包容发展理念;进一步减少和破除投资行政管制与行业准入管制，构建以总量和价格为基本政策工具的适应开放型市场经济环境的宏观管理体制架构;要抓紧实施农业和粮食流通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有效治理过度政策干预造成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和第四次粮食相对过剩困难，更好统筹实现粮食安全、效率与稳定目标。

　　“如能深入领会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实质，进一步聚焦并加快推进关键领域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而不是止步于采用需求侧或供给侧调控措施应对形势变化与困难，中国经济就一定能走出L型走势，迎来新一轮内生强劲增长。”卢峰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