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有人经常被电影“电”到。而无论是“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还是“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哪怕只是台词，其流传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均足以见证电影对国人的影响。还是借用台词，为即将迎来110岁生日的中国电影祝寿：不少银幕经典“高，实在是高!”

　　中国电影笑傲于世，曾被国人看作最“亲”的艺术。很多观众也一再感慨和赞叹中国好电影是他们人生路上最好的朋友和导师。培养过众多影人的余秋雨便毫不讳言电影包括中国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人生，“以后研究艺术的起点，就是看电影。”他觉得好的电影有改变人生的力量，有一种让人乐于接受的震撼，心甘情愿地改变着自己，“而且只有电影，唯有电影。”世界医学史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医学理论的“第一人”修瑞娟在全国政协开会时特意找到秦怡委员说，“我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您啊!”—12岁时，她在影院看到这位大明星所塑造的一位抗日巾帼英雄形象，影响了其未来，尽管秦怡一直嘀咕“电影真有这么大作用?”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正面导致从业人员改变命运的故事也数不胜数。当然，“榜样”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服装单一色彩单调的年代，银幕上一些“花旗袍烫头发”的敌方女人，却违背创作者初衷被“敌我不分”地偷偷模仿。当一惊险片里女特务与男主角跳了一段“怪舞”(当时很多人闻所未闻的伦巴)不久，一些观众也暗自伦巴起来……

　　自然，伦巴这类“西方玩意儿”不会在当年的中国银幕上“常见”。影人们更愿意自觉地构建民族认同的图景。这实际上也是在继承“传统”。1905年，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虽然只是简单记录了同名京剧的几个片断，却让中国电影从一开始便与自己最主流的传统艺术与英雄主题相结合，使“西洋舶来品”立刻具有了本土味道。从此100多年来，一次次历经嬗变的中国电影都自觉不自觉地打着中华文化的印记，闪现出民族性格与精神光亮。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为自己的民族塑造形象。”谢晋曾如是说。有专家认为，中国电影界有3位大导演的影片既关注民族大众，又散发出中华独有的诗情画意，他们是蔡楚生、郑君里和谢晋，虽属两代人，但在精神上有传承。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同事，郑导演很尊重比自己小12岁的谢晋，他每次要拍新片，都会把“小谢”请到家中参加创作会“提意见”。

　　蔡楚生和郑君里1947年合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式影片”，连映3个月，观众70多万，上海平均每7人中就有1人看过，证明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佳品是大有“市场”的，何况影片有意识地借鉴中国古典小说诗歌戏曲绘画等艺术的表现技巧，创造了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

　　谢晋延续了这种风格。1962年，他的《红色娘子军》荣获全部由普通观众投票评选的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该奖由《大众电影》杂志社主办，而谢晋他们想拍的正是“大众”电影。

　　因在此片里“坏到家”而成“百花”最佳配角的陈强，曾参演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导演王滨让演员在生活里一对一地找自己角色的“模特”，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每晚汇报自己看到和学到了什么，使大家心里有底了，演起来也就“活”了，“是那么回事”了。而成立摄制组即深入生活成为中国电影一大传统。1950年初，王导又再造了一座“桥”—把自己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与银幕连接，并成就新中国第一部国际获奖片。他对扮演喜儿的田华说：“别看你从小生长在农村，但还是要体验生活。”

　　由《桥》出发，新生共和国的朝气、活力、激情与创造渴求不断投射在大银幕上。而从1949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17 年，虽然电影人经历政治运动以及各种观念碰撞、斗争和相互消长，但他们中的不少艺术家依然真诚地奉献出一批批“无愧于时代”、不乏文化与艺术含量的经典之作。或许也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到电影对人生的重要性。物质贫瘠的岁月里，中国电影的精神能量是惊人的，其艺术感染力通过一个个让大众喜爱的生动人物形象打动着无数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