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音乐剧的发展需要更多专业的制作人，因为音乐剧就是制作人的世界，在纽约，是制作人统治着百老汇，伦敦西区也是一样，真正的制作人，太需要了，他必须骨子里有一种对音乐剧的热爱。

　音乐剧制作人 李盾

　  最近，著名音乐剧制作人李盾终于嘘了一口气。他不仅担任了东方剧院的院长，也为专业音乐剧剧院建立了演出季。李盾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经在深圳经营夜总会，因为在伦敦看了音乐剧，便深深爱上了音乐剧。他摸爬滚打近30年，几经波折，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剧梦想。日前，李盾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制作音乐剧是我多年的追求，尽管经历坎坷，但我始终无悔。”

　　李盾制作的音乐剧《蝶》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上获得大奖，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音乐剧。而他担任制作人的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全国巡回演出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他组建的松雷音乐剧团也被认为是第一个音乐剧专业剧团。这是他20多年打拼捧出的成绩。

　　起步痛哭中找到了三宝

　　“‘我终于找到中国音乐剧的音乐了。’还没说完我的眼泪真的是喷出来了。”

　　1988年在伦敦西区看了《悲惨世界》、《猫》，看了很多，我觉得这种形式中国太需要了。我就回深圳尝试，在编排里面尝试这种小品。那时候深圳有一个21世纪演艺中心，我有了一个能试手的地方，我尝试了很多，包括在夜总会里面。

　　1996年，深圳有一块地方想建个夜总会。我提出能不能建一个介乎于剧院和娱乐场所之间的第三种感觉的地方，叫演艺中心吧，实际上我就想在那里做音乐剧。我们创作了《白蛇传》。北京舞蹈学院整个音乐剧班加上社教系的60名学生参加了演出。我问舞蹈学院副院长李续：“中国哪个作曲家做得最好？”他给我介绍了一位作曲家，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说：“我对音乐剧太感兴趣了。非常想写音乐剧。”创作半年后，我一看就傻眼了，完全不是我要的东西，完全是歌剧的形式，加上很奇怪的音乐，听不到旋律。我听了15分钟就走了。我说：“这下子完了。”因为没法交差了，演艺中心快装完了，都宣传出去了。那时我在深圳，我们家住在19楼，我郁闷哪，真是跳楼的心都有。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视片《百年恩来》中的歌声《你是这样的人》，我哭得稀里哗啦，那个音乐真正打动了我。我往北京打电话说就找这个人。这个人是谁？三宝。找到三宝，三宝说：“哇，终于有人找我写音乐剧了。”他说，自从1983年他妈妈给他听《猫》的音乐，他就着迷了，总觉得：“怎么没人找我写音乐剧？”三宝说：“太好了，你给我几个月的时间？”我说：“没有几个月，就20天。”三宝一听说：“20天写个戏，这不是胡扯吗？”但三宝说他太想写音乐剧了，20天也行，结果15天就写完了。联排的时候，三宝坐那边，我坐这边，排完后一群孩子就坐在地上鸦雀无声，就怕我又站起来走了。他们让我讲话，我说：“我终于找到中国音乐剧的音乐了。”还没说完我的眼泪真的是喷出来了。那一瞬间的感动，就真的是找到了我要的音乐了。

　　《白蛇传》一出炉就在深圳演了1000多场，有人看了60多遍，包括我们的员工擦玻璃时都听着这个音乐，全都会唱。《白蛇传》的制作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有吊威亚，我们的雷峰塔有6吨重，演员郭爱婷就问我：“李总，我万一砸死怎么办？”我说：“你砸死我就封你为烈士。”她说：“我妈怎么办？”我说：“你妈我养着。”真的是她在舞台上表演哪怕错半米就很危险。《白蛇传》我们演出了1000多场，真的很成功。

　　进京2003年成了最灰暗的时候

　　“到北京这几年，差不多把我在深圳累积的家底都扔出去了。”

　　《白蛇传》成功后，上海有个剧场邀请我们去演出，领导说：“必须在深圳驻场演。”我说：“那么好，剧拿不走那我走。”我就到北京了。很多演员都是舞蹈学院毕业后为了《白蛇传》到深圳去的，有的在深圳落户了。他们说：“我们来了。你走了，这戏还怎么演呀。”说我骗他们。我说：“我保证定期回来修改、排练。因为这是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在深圳同时经营几家夜总会，每年几千万的收入，但是对音乐剧，哪怕我失败了我也要尝试。有人劝我，你疯了吧？你在深圳是娱乐教父级的，你干吗去？北京，你了解吗？这么个性的一个人，到北京还不头破血流？

　　我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我是面如死灰，很痛苦。1998年我做了《西施》，找了王姬、胡文阁、孙红雷、林强、秋歌、沙宝亮等等，那时候的作曲是张广天。排到一半的时候，王姬说：“盾，要你姐姐还是要音乐剧？”我说：“要音乐剧。”她说：“好，那我豁出去了。你知道我唱歌有点跑调吗？”我说：“你就是跑调也得唱。”胡文阁那时候是唱歌的，还没拜梅家唱京剧呢，他又唱又跳又独白，他也疯了，脑袋撞墙：“我还是死了吧。”经过那么艰难的磨炼，《西施》演了几百场，后来又去武汉、大连，一共演出了600多场。但是，《西施》和《白蛇传》都是雏形。2002年我把《白蛇传》拿到北京演，请娄乃鸣来当导演。我花了800万，在南二环租了地方。排到了2003年，排好了，“非典”来了，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到北京这几年，把我在深圳累积的家底差不多都扔出了。

　　我那时像祥林嫂一样挨家敲门，三宝也挨家敲门，没人信。《白蛇传》租下的场地是松雷集团的，遇上“非典”交不起房租。松雷集团董事长曾庆荣见到我问怎么回事，我希望她能把我的房租免了。她不知道我在做音乐剧，我就向她介绍音乐剧，介绍全世界观众对音乐剧的喜爱。她恍然大悟：“啊，那我支持你吧？你拿什么来担保呢？”我说：“那只有我这个人了。我可以拿我后半生的生命来跟你签约，我们来做音乐剧。”我带她去欧洲看音乐剧，一天看两场，她睡着我就捅醒她让她继续看。如果没她的支持我就回深圳了，钱也造完了，在北京也没有经营娱乐场所。从2004年开始，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艺术家来到中国，来到松雷，从那时候，音乐剧才正规地开始。

　　成功从在角落里发抖到大家起立鼓掌

　　“当时的争论使我这个对音乐剧很执著的人都在犹豫：对了还是错了？”

　　1997年我就跟三宝有了约定，我提出做一个《蝶》。他说：“好啊，这个名字吸引我。”我们一拍即合，一路在全世界看音乐剧，不停地走。《蝶》的剧本先写了三年，觉得还是有问题，偏戏曲。后来又进行了七八年的创作。那期间我在法国和中国不断往返，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创作全过程我都在跟着看，在法国合成时我被震撼得都要窒息了。后来我把《巴黎圣母院》的录像带拿回来让三宝听，三宝也很激动。

　　但《蝶》的创作还是不顺利。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三宝与外国导演发生矛盾。三宝与我的有些观念也不一样，也发生矛盾。大家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争吵是必然的，谁也逃不过。受煎熬的是投资人曾庆荣，投了这么多钱，请了人跑到这里吵架来了。其实，《蝶》创作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最不理解的就是怎么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改成这样。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有观众当场表示，说我们糟蹋经典和传统。但是由于音乐剧在中国还不普及，很多人探讨音乐剧的基点实际上不是围绕音乐剧本身，而是他们眼中的传统文化传播等，用对待传统戏曲的观念探讨音乐剧。现在再看关于《蝶》的争论，我觉得都很正常。这些是音乐剧发展的正常过程。当时的争论使我这个对音乐剧很执著的人都在犹豫，“对了还是错了？”后来《蝶》参加韩国音乐剧节演出，一开演我就坐在角落里发抖，不敢出去见人，演出结束后突然爆发掌声，大家起立鼓掌。这时我血液好像才开始回流，我明白我做对了。扮演祝英台的演员还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偶像明星。

　　回归在北京要有一个制高点

　　“中国的音乐剧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还没有形成经典，还需要更多努力。”

　　三年前与东方文化交流中心合作，松雷拿出所有的资源。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中国音乐剧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剧场长期驻演。做了一半，一些人提出不要做剧院，怕赔钱，而东方那边也不想叫东方松雷剧院，我夹在中间很为难。结果，松雷撤资，东方接管剧院，我不得已离开北京。那是我又一次人生的最低点。那年我病了8个月，病好后我开始制作《妈妈再爱我一次》，并在全国巡回演出。不久前，东方文化交流中心的领导打电话给我，说还是想把这个剧院交给我做。我很纠结，我在上海已经有了一片天地，政府也很支持。我考虑了好久，觉得剧场太适合做音乐剧。我的想法非常单纯，在北京要有一个制高点，有一个驻场的地方。我依然提出要签约十年，前两年赔钱培养市场的音乐剧专业剧场的方案，他们也答应了。这样，音乐剧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剧院。

　　当下音乐剧的发展需要更多专业的制作人，因为音乐剧就是制作人的世界，在纽约，是制作人统治着百老汇，伦敦西区也是一样，真正的制作人，太需要了，他必须骨子里有一种对音乐剧的热爱。而中国音乐剧还必须产生标准，标准非常重要，首先什么是音乐剧，那么剧评人首先要了解音乐剧的标准。过去，中国音乐剧一直被一些人误导，点评者自己很少看音乐剧。

　　对于“经典音乐剧”的说法，我不能说我的《白蛇传》是经典，也不能说《蝶》是经典，我觉得经典就是永恒，是需要时间检验的。《猫》也好，《剧院魅影》也好，《悲惨世界》也好，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经过几千场演出的考验，而中国的音乐剧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还没有形成经典，还需要更多努力，其中包括音乐剧的普及和音乐剧市场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