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竹制笔筒曾经被奉为最上品。明清时期竹制笔筒制作量最大，但因其难以保存，传世精品不多。

谈起竹制笔筒，首先要从竹刻谈起，竹刻历史悠久，竹雕笔筒是竹雕制品中的一种，自明中叶至清末，竹刻艺术风格的变化可概括为由明中叶之质拙浑朴，发展为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再嬗变为清后期之平浅单一。在技法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又由深复浅的过程。深指浮雕、透雕和圆雕；浅即浅刻、留青之类。明末，由于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大兴奢侈靡烂之风，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穷极工巧，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几成妖物”，令今人叹为观止。据统计，最为常见的题材就是《竹林七贤图》、《高士赏游图》等。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对此，郑板桥大为赞赏，称其为金陵派第一人，并吟诗颂之：“试看潘郎精刻竹，胸中万卷待如何?”由此可见笔筒的深邃内涵。正是这些竹刻名家将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花鸟、亭台楼阁等章法结构再现在笔筒之上，表现出当时文人隐逸的思想情趣，使竹雕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兼备的类型转变，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

竹笔筒最受文人偏爱，可能与国人崇竹有紧密关联。宋代苏轼寓竹为君子曰：“璧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当可消百忧。”文同则称竹“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竹在中国自古就是纯正、正直、谦虚的象征，竹为文人喜爱之物，所谓“宁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也。竹为气节之象征，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爱竹成癖的古人，魏晋有“竹林七贤”，唐代有“竹溪六逸”，王维有“竹里馆”。

中国盛产竹子，中国人又特别喜爱竹子，故以竹子为雕刻材料是合乎古人审美心理的必然选择。竹子其皮薄如纸，与肌理有色差，雕刻时可用来做文章(留青)，技艺高超者能在竹皮上刻出“墨分五色”的书画效果；竹皮内有一层“篾青”，是竹子最细密、颜色最易变红的地方，打磨平整后，可雕刻浮雕或镂空及透雕；竹子剖开里面为竹簧，可以取下压成平板，做成各种器物加以雕刻。竹根肉质厚实，可以雕成各种人物走兽、山水花木等等。

明清时期是竹雕笔筒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大量专攻竹雕笔筒的雕刻大师，按照雕刻风格和活动区域形成了嘉定派、金陵派等派别，他们在继承前人雕刻技法的基础上，还创造了一些新的雕刻技法。如嘉定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吴之璠，他创造的“薄地阳文”雕刻技法，独树一帜，为后人所争相效仿；而金陵派创始人濮仲谦的“大璞不斫”雕刻刀法，更是被后世的文人墨客所推祟。

提到嘉定竹刻，就不能不提朱鹤（松邻）、朱缨（小松）父子。前人称朱氏竹刻“笔尊尤精绝”。以嘉定朱氏为代表的竹刻家创作出了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作品，那浑朴古穆的风格，为后人效仿传承。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有一件高浮雕松鹤笔筒，是朱鹤的作品，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竹刻笔筒实物。深峻娴熟的雕刻技法让作品层次清晰，古松与仙鹤形态逼真，自有一种古朴浑厚之美。

到了朱氏三代传人朱雅征（三松），则更多地从绘画艺术中汲取营养，作品中有许多表现人物故事之作。传世朱三松的一件透雕仕女图笔筒，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从中也能发现朱三松作品的许多特点。作者将高浮雕与镂雕技法相结合，在主体人物之外衬以巨大的山岩、蟠曲的松树、幽深的庭院作为背景，有种宛若油画般的立体感和空间感。细看这件作品，仕女姿态优雅，衣饰飘逸自然，表情生动传神，仿佛正在花园中闲庭信步，那清简古雅的风格让人倍感清新。乾隆皇帝在《咏三松竹刻笔筒》中写到：“不期精细期苍古，以朴因之历久存”，道出了三松竹雕的精髓。

近年竹雕笔筒成为种类众多的文房用品中的新贵，从成交结果来看，价格多在几十万、上百万元级别徘徊，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的一件清康熙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图笔筒，最终以1076万元港元成交，成为至今竹雕艺术品拍卖中的最高价。迄今为止也没有新的纪录超越。

决定一个笔筒的价值，首先是材质的优劣，自然界中竹生长的范围很广，品种繁多，常见的有毛竹、棕竹、斑竹和方竹等。毛竹亦被称筒竹，枝干较粗，其圆筒状的形体易雕刻成笔筒、臂搁等文房用具。斑竹也叫湘妃竹，主要产于江浙和两湖地区，形体修长，表面有红褐色斑点，传说是由湘妃的泪水所化，斑竹通常被用作扇骨、手杖或其他生活用具。棕竹，颜色较深，纤维粗壮分明，形成了不同的条纹，韧性很强，劈成片状后，多用来拼贴成盒、匣之属。方竹，体细长呈方柱形，产于江浙地区，极其罕见。所以目前市场上笔筒的竹料以毛竹为最。

其次是工艺的精绝程度。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推出的清康熙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图笔筒用花梨木作为笔筒的边缘及底部，这种木边和底的方法开始时只用于香筒，以及其他不需要坚实底部的器皿，后来才逐渐应用到笔筒的制作上。一只笔筒能够拍出千万元，大大出乎市场的预料。随着制作的发展其他技法如高浮雕、浅浮雕、透雕都逐渐应用到笔筒的创制当中。

第三是造型的独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濮仲谦款的《竹雕松树形小壶》，就是直接利用了天然的盘连的竹根雕成松树形，以松树干为主体，松枝盘曲成柄，壶盖雕成了叶形，叠压错落，与主干相连，柄下隐刻阴文“仲谦”楷书款。虽然这件作品并没有在拍卖市场出现，但一样是价值连城。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为是否为名家名品，明清两代竹刻名家的作品是市场上藏家青睐的对象，清代金元珏曾著《竹人录》，在这本著作中他认为,“雕竹有二派，一始于金陵的竹刻家金陵的濮仲谦(澄)，一始于嘉定的朱松邻(鹤)。明代竹刻名家除了两位“开派”人物之外，“嘉定派”的创始人朱松邻、其子朱缨(字清父、号小松)、其孙朱稚征(号三松)都是“嘉定派”刻竹高手。还有沈大生、秦一爵等名家。可是他们的传世作品极少。张希黄运用“留青”之法，开辟了一代刻竹新风。清代刻竹名家有吴之、封锡爵、王易、周芷岩等名家，超百万元成交的往往是这类作品。例如前文提到的最高价的竹雕笔筒就有“顾珏”，“宗玉”刻款，顾珏是清代康熙年间的竹刻名家，字宗玉，江苏嘉定人，刻画精深，细如毫发，一器必经一两载始成。因此，其制作的笔筒颇受藏家的青睐。竹雕笔筒成交价排行榜第二位的也是一件顾珏作品，这件竹雕《西厢记》相送图笔筒出自香港佳士得2005年秋拍，同样有“顾珏”、“宗玉”款，高17厘米，成交价546.96万元。清代康熙早期，竹雕名家仍有许多，但是到乾隆时期，真正参与竹雕笔筒制作的文人减少，此时所制的竹雕笔筒多露匠气。文人的参与直接促使了笔筒艺术价值的提高，这类笔筒的市场价位相对一般艺人的作品要高出许多。对于竹雕作品来说，名家制作已成为判定其价位的一个要素，往往由于器物上的名人款而使其自身价位迅速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