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痴的“无理由”生活
“现今男人的第二空间大都是虚拟地存在于个人手机、电脑中，除了家庭、工作的环境空间以外，其实所有男人都需要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哪怕只有几平米的，可以读书、思考、发呆的地方。”杨卫民把自己位于宋庄的工作室称作男人的第二空间，在这里他感到最大的自由和满足，这里有足够的书可以读，几百本书堆满几个大书架，布满了一面墙壁，这里还有杨卫民为之痴迷的雕塑，北齐、唐、宋各个朝代几十尊大小造像布满房间各个角落，俨然一个古代雕像的博物馆。
杨卫民曾任一家杂志社的摄影师、美术编辑，不过早已辞职。当被人问及辞职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把理由去掉”。他说：“我发现，在机关里工作的大多数人往往是为别人而活的，比如：别人升职成为自己郁闷的理由，自己升官又成为自大和骄傲的理由，而最常见的是看见周围的人和自己一样平庸一生是安慰自己的理由，而突破混沌，独自一人，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就没有理由了。”
离职后，杨卫民便开始了他的“无理由”生活，杨卫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周游世界，而他周游世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参观世界各地各大博物馆的馆藏雕塑，谈到这段经历杨卫民说道：“喜欢美术，喜欢雕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很自然的事情。出国考察博物馆的最初目的就是学习，也是好奇，想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比如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文物流失在海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外国考古学家、探险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探宝，他们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如此文化痴迷等等。”
多年的游历让他大开眼界:“没有想到现存国外的中国雕塑数量如此之多，而且极其精美。欧洲各大博物馆中，中国雕像往往被摆在展厅显著位置，现场灯光布置讲究，尽显东方雕塑之美，展览效果极其震撼！”
旅途中，杨卫民也结识了一些朋友，有博物馆专家，也有个人收藏家，通过与这些业内人士的交流，他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心中的问题，答案渐渐清晰：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中国艺术品流传在海外，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在明代以前，特别是唐代，中国与国际间通过丝绸之路完成文化贸易的交流，这种交流随着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特别是清代闭关锁国造成中西方在文化、审美的差距加大。常年游走在中西各国之间的杨卫民对这种差距感触尤深：“我在德国汉堡访问时，一位老夫人告诉我，1945年汉堡曾几乎被空袭夷为平地，但当人们从藏身之处出来时第一件事是找到一个木箱，铺上花布，上面摆一个罐头盒，插上几朵鲜花，生活从此重新开始了。这个故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在他们心中，美是生活中的必须品，我们现在需要改变的是对美、对生活的态度，然后才能谈到对美的认知。”
另外一个差距反映在国内大众收藏趣味上，目前国内收藏趋势都是受皇家影响，如官窑瓷器备受藏家追捧，藏家更注重藏品的完整性很大程度是从经济价值考虑的，这些所谓流传有序的具有宫廷身份的藏品在拍场上往往创天价记录。相反，国外的博物馆，收藏家更注重藏品的文化历史感，很多珍贵古希腊雕像都是残缺不全的，但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并不因此而打折扣。
回头看看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杨卫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有些疯狂，毕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杨卫民并不后悔，除了自己丰富了阅历，也做了一些实事，在游历期间曾因意外的机缘见到现流失欧洲，原藏雍和宫、颐和园的文物，并为使这些文物回归故里做了一些努力。为此，杨卫民感到很满足，信奉佛教的杨卫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功德。
回国后，杨卫民又做了一件更为疯狂的事，收藏中国古代雕塑，“当时市场上明清瓷器价格已经开始攀升，我一个工薪阶级已经买不起了，而古代雕刻却因为年代久远而且多为残件而无人问津。1999年我在潘家园市场花200元买到一个唐代菩萨胸像残件，自己喜欢的不得了，但朋友们却认为一个破石头不值钱，都说我疯了。它成为我的第一件造像藏品。”杨卫民不断的把这样的破石头搬回家，也因此被朋友称做“雕塑痴”。行为看似疯狂，杨卫民的头脑却是冷静的，他并不是盲目的收集，时常会反思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杨卫民认为现在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收藏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怎么收藏，怎么从中获利，然而为什么收藏？这个关键问题却很少被提及：“收藏源自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人的一生各个阶段需要各种符号，参照物来做参照，制造假象延长生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一旦你对生命不安全感有了体察，认清了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直到生命结束，这些所谓藏品也就变得不很重要，一些知名大藏家往往将自己珍藏多年极其珍贵的藏品在有生之年捐献给社会。”
杨卫民的工作室中有一尊北齐的佛像，虽然残缺，仍能感受到佛教艺术品特有的宁静。指着这尊塑像杨卫民十分感慨：“比如我身边这尊北齐雕像，距今大约已有1500年，我收藏了它，暗示我的生命向前延伸了1500年，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当你一个人面对它的时候，会有种恍惚的感觉，他历经千年岁月，即使我不在了，它还将在世间流传，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我收藏了它，而是它收藏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