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汉语是一种时髦 ——专访著名汉学家、国家汉办高级顾问、歌德学院(中国)前院长阿克曼
2011年4月,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从德国歌德学院(中国)院长岗位上卸任,没清闲几天,便被国家汉办聘为顾问。3个月来,阿克曼的生活像上了发条。采访过程中,这位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一直在应答手机,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来访。如果“跟拍”阿克曼一个上午,你会发现,他连坐下来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中文擅于表达微妙细致的感情
今日中国:“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已经举办了四届,西方人也会喜欢这类语言大赛?
阿克曼:我是第一次作为评委参加大赛。感觉很惭愧,很快就被“淘汰”了。有很多成语并不常用,我绝对不知道。
一个外国人对汉语是否掌握,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学中文意味着进入另外一种文化,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感情较深,特别在乎。西方人却不怎么上心。他们会觉得,OK,你德文很好,又怎样?
汉语是一种依靠idiom(惯用语、成语),而非语法的语言,中文几乎没有语法规律,比如说:来了你。人们不觉得有语法错误,可是用拉丁语法无法解释这一结构。英语里绝对不可能这样使用。西方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语法结构,即使不知道其中的单词,也常常可以猜出整句话的意思。而中文什么方式都可以用。一个词的位置在意义上,而不是结构上。比如看唐诗,没有任何语法规矩,所以中国诗对外国人来说比较难理解,是否知道一个词,决定了能否理解这句话。
今日中国:在您眼里,方块字和字母文字在语法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拉丁语是西方语法的基础,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有西方语言按照这一模式来解释自己的语法。但是对于汉语来讲,却不合适。拉丁式的语法不符合汉语的结构。中文词汇不区分这些词的语法,而是从意义上来区分。比如,我们都学过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在汉语里,其实这些并不存在。比如,“他高兴了。”“你高兴吗?”“我喜欢他的高兴。”一个词可以在动词、形容词、名词之间随意转换。一个词,“忽焉在前,瞻之在后”,特别灵活,中文特别擅于表达微妙细致的感情。西方人用他们自己熟悉的语法来学汉语,结果变得很糊涂,感觉到处都不对。
语法结构帮助你把每个词用好,但它本身也是一个监狱,因为你离不开这些结构。至今,还没有一个针对外国人,能完全解释汉语语言结构的使用语法,也还没有一个不靠形式结构,而是靠意义结构来解释中文的语法。
今日中国:您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又是汉学家,当初学汉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阿克曼:我1975年来北京,当时学汉语,用的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的语录,特枯燥。呵呵,我逃课,到处走走看看。那时中国人没有接触过外国人,见到我们特别害怕,不敢随便聊天。我们学汉语的环境不理想,教学法是中国的老方法,每天背诵30个新词,没有上下文,只管背下去。在教学法上,这是最不好的方式。跟今天的教学法相比,更重要的是,跟今天中国的交际环境来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地采用互动教学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脑筋,而不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死记硬背。这些留学生的交际能力比我们当年要高得多。
当年,我们来中国的留学生几乎都是汉学家,而现在的学生则有各种不同的专业。语言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可能比他们厚重一些。
世界对汉语的需求突然变大
今日中国:您很喜欢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中偏爱阿城、刘震云、莫言等,您是如何对他们感兴趣的?
阿克曼:阿城是中国文革后,或者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试过翻译他的东西,但是失败了。因为阿城相当大一部分魅力在他的语言上。他讲的故事很简单。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历史很短,五四之后才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其中有鲁迅的实验,从语言方面来说,鲁迅失败了。比较成功的是巴金和茅盾这些作家,他们把中国话西方化了。我们特别爱读巴金,为什么?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很容易读。他的语言结构很大程度受了西方的影响。是西方化的中国文字。从语言方面来讲,鲁迅并不容易懂。
阿城做了一种实验,他把今天中国完全现代的日常语言和古文的精神结合起来,不像鲁迅那样半白半古。他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潮。属于中国20世纪最好的文学。其实,中国这方面有两种主流,一种是像鲁迅、阿城,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来做当代文学。另外是老舍那类的,接近街头用语,是真正的老百姓语言。过去有老舍,今天的代表是王朔,王朔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作家。
今日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语言教学比,您觉得中国的汉语教学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阿克曼:总得来讲,水平还不错。汉语的发展跟中国的发展一样快。汉语确实很热。在德国,学汉语的人数增加了很多,甚至在一些中学也开设了汉语教学。
我感觉,现在中国有些跟不上,没有足够质量好的老师,教材和教学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突然,世界对汉语的需求突然变得很大,全世界都很想学汉语。不过,对外汉语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假如100个人想学德文,一般来讲,这些人目标会很明确,要么是到德国留学,要么爱上了德国人,要么就是要跟德国人交流、做生意,一般都有清楚的目标。很少有人只是为了玩儿而学德文,他们开始学就准备学到底,直到能够应用。
汉语热却有相当大的“时髦”的成分。现在很多外国人学汉语变成了一种时髦,这种时髦一遇到困难就会退转,热一阵就过去了。这是孔子学院面临的问题。
至于能克服一定的困难,把汉语学到确实在中国可以和人交流,可以看报纸、看书的水平,这样的人还不是特别多。
文化交流是一个反对概念化的过程
今日中国:在您眼里,汉语教学方式应该具备什么特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存在哪些问题?
阿克曼: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理想的教学法。因为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能力、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最好把自己的教学法和具体的情况协调起来。比如在澳洲,一般讲用互动性的教学法比较合适,可是在印度或者拉美就不太合适。因为他们有另外一种学习方式——可能更接近中国的学习传统。一个好的老师,对于自己的教学法一定有自己的灵活性,他会明白,我这个学生,怎么教,他最擅长用哪一种方式来学。
今日中国: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一直是热点,你怎么看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彼此之间如何求同存异?
阿克曼:我觉得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交流不好,甚至会变成一种威胁。比如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冲突。那些恐怖分子的主要人物并不是没有去过西方的农民,他们其实都是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生活过,大部分人会说英语。可是他们有一种被忽略被歧视的感觉,以至于把文化交流变成了文化冲突。用这种方式来煽动对西方文化不了解的人,很容易。
文化交流是一种真正的交流,真正的合作,这也是一种摸索,不是人人都高兴的事情,非常不容易,但是非常必要。
今日中国:您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生活了这么久,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您比较偏好哪一种?
阿克曼:依我自己的性格来讲,比较偏于道教。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无为的人,或者发展成一个无为的人。老子主张有一个超越个人和社会的原则,比较符合我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你按照这种大原则,按照“道”活着,会很自在。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自在。这个我很喜欢。
西方跟中国的文化各自不是一个整体,不能说中国文化如何,西方文化如何,这很容易变成一种偏见,也很容易概念化。其实,孔子当时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了解,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是今天活着的人来看那个时代。你不能拿一个中世纪的西方人跟一个现代的西方人比,他们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中国一直到元代基本上是一个佛教国家。今天的中国跟佛教有多少关系?当然还是有。
中国的新儒家,宋朝朱熹的儒家跟孔子的儒家肯定不同,讨论问题应该说得具体些,尽可能避免任何一种概念化。我们的文化交流就是一个反对概念化的过程。
跟中国一样,西方什么都有,也有跟儒家相似的思想,当然有一种主流式的东西,起着主要作用。不过,你越分析研究西方文化,越会发现,其实,这种文化里什么都有,就像中国文化一样。
每一个孔子学院都是一个跨文化机构
今日中国:孔子学院的运作和歌德学院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孔子学院是一个主要教授汉语的机构,但是现在语言跟文化很难分开。我对孔子学院的模式非常感兴趣。我们歌德学院,和其他类似的机构: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都是本国机构,属于本国管理。孔子学院却不一样,它的总部不是一个领导单位,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孔子学院有一个中方院长,一个外方院长。外方(多半是大学)提供场所,中方派老师和教材,每个学院可以通过项目申请经费,他们的收入是自己的学费。这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模式,我很感兴趣,这种模式比较符合跨文化的交流。
有人把孔子学院看做中国软实力的工具,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每一个孔子学院都是一个跨文化的机构。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中国不是去某某国家创办一所孔子学院,而是在北京等人家来申请创立,我觉得特别聪明。
假如孔子学院确实能够成功实现这一跨文化的模式,则先进于其他所有类似机构。这种探索非常有意思,在其他国家还没有过。我觉得孔子学院到了要稍微停一停的地步,看看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协调。
今日中国:作为汉学家,您认为国际上汉学研究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阿克曼:过去的汉学家跟现在不一样,过去,汉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我开始学汉学的时候,那时人很少,汉学是一种没有太多用处的学问。在德国,我的汉学老师的专业是宋代的佛教。
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的位置变了。现在的汉学则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变成了一种regional research(地域研究)。这个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我觉得完全放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是不对的。因为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常有一种创造性的眼光。中国文化在几十年里框框得厉害,西方学者把这个框子否定,用另一种眼光和方式来研究中国历史,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解释某一时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专著是西方人写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这个研究方向。我也承认这个需求非常有限,显然,现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需求比这个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