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

1957年生于天津，1980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天津美术家协会第一副主席、天津政协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院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天津画院院长。荣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荣获国家人事部、中国文联“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的称号。

近代以降，中国画家书写历史功业的方式几乎是被注定的：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中构建中国画的现代形态。这个巨大的历史课题，既是对中国画家的沉重拷问，也是中国画家所获得的重大机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课题面前，许多画家落荒而逃，从中创造艺术业绩并以此进入历史的，不过寥寥数人。放眼当今画坛，情况亦大抵如此。所幸者，仍有一批画家执着于此，他们的创新实践，维系了当代中国画的希望，也为中国画家的创造力保持了基本尊严。在这个充满活力的队伍中，何家英以其30余年持续不断创作所显示出的独特理念、风格及修为，无可争议地居于前列。

从20世纪80年代的《山地》、《十九秋》、《酸葡萄》、《米脂的婆姨》，到90年代的《秋冥》、《桑露》、《绣女》等系列工笔人物，再到2000年以来的《孙中山在天津》、《天心月圆》等小写意人物，何家英的作品以融写实精神和东方诗意为一体，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中国画发展成功的传奇。在他的画中，运用工笔这种古老的笔墨形式，将人物的造型、结构、线条、动态、色彩发展到如此敏锐、纤细、精致、谨严而又充满灵韵的高度，从而成功地促成工笔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蜕变，何家英以一种极其唯美的方式重彰了东方所独有的和谐与大美的境界。

1980年，年仅23岁的何家英就以写意性作品《春城无处不飞花》获奖而在美术界崭露头角。多年后，谈及这幅作品时，何家英对作品中“文革”模式的影响以及洋溢在画面上的快乐情绪表示不满，认为它们过于肤浅。如何公正地评价这幅作品暂且不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绘这幅作品时对现实生活真实的生命感动，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画面上的每个女孩都仿佛刚刚从“红、光、亮”、“高、大、全”的抽象模式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独特的个性，这一转变，让一个工业题材的画面洋溢出浓厚的抒情性。这些新气象、新品质在“文革”创作模式的阴影中虽然稚嫩，却预示着何家英艺术的未来走向。

20世纪90年代初，何家英在工笔画创作之间，也开始尝试小写意人物画创作。事实上，他从未放弃对水墨写意人物画的钟爱。准确地说，他几乎是在黄胄豪阔雄健画风的震撼下步入写实人物画大门的。这位前辈博大深厚的气质留给何家英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对画面着眼大势的感性把握能力。此后，在大学求学期间，一批驰骋画坛的水墨人物大家，如石齐、方增先、杨之光、张德育、王子武、周思聪、卢沉等，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何家英，但对何家英而言，在前辈作品前的摹习无法替代内心涌动的创造力。

在另辟蹊径的实践中，他在选择工笔人物画创作的同时，又以元代文人画为启迪，创作了一种兼工带写的小写意水墨人物画，更着意于画面语言的典雅性和意境的醇和。1992年的《朦胧》将他同期工笔人物画成果转换为以线和水墨为中心的语言形式，从而以工兼写的方式实现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另一种突破。这幅作品中，何家英工笔风格中严谨的造型、诗意化的人物形象得以延续，但疏淡而充满节奏的笔墨则营造出别样的趣味，显得更为轻松、优雅。此后，他相继创作了《秋水无尘》（1994）、《夏之夜》（1994）、《夏日情怀》（1996）、《醉花荫》（2000）、《柳荫读书图》（2001）、《花雨》（2001）、《天心月圆》（2002）、《冻月》（2003）、《孙中山在天津》（2004）等一系列广为流传的作品，以工笔精细的塑造力融合写意笔墨的抒情性，为当代水墨人物画领域提供了一种亦庄亦谐的充满清新气息的新图像、新风格。

从写意转向工笔画领域，何家英仅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他转向工笔画的原因和他的心灵一样单纯：避开写意画领域中盛行的“文革”模式，转向现实生活的真实，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个体生命价值。第一幅工笔人物画《街道主任》的转折性意义正在这里。在那个时代，这幅作品中人物胖硕的身躯，手持烟卷的蛮横姿态，以及脸部难以抑制的霸气，都作为人性、个性复归的见证而受到美术界乃至公众的关注。

何家英进入工笔画领域的想法是单纯的。然而，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早期单纯的兴趣在不断遭际的问题中逐渐凝结为使命意识。很显然，这种使命意识是自我给予的，因此，何家英乐于承受这种意识所带来的压力，并在压力的驱动下去直面那些难以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何家英复兴工笔人物画的基本课题有二：一是如何以感性体悟的方式获得生活的真实；一是如何将来源于生活的“真”化为艺术的“美”。

关于前一课题，前文已论及，不再赘述。何家英是如何解决后一个课题的，可以从他丰富的艺术实践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构成了何家英感性美学的关键内容。可以说，何家英的每一幅创作都是“化真为美”这一命题最好的答案，而“化真为美”的秘诀正隐伏于创作过程之中。仔细加以归纳，它们竟然如此明晰，如此简单：一、以写意精神来画工笔；二、以诗意为核心来“造境”。无论是《桑露》中的采桑女，还是《十九秋》中的乡村少女，抑或是《酸葡萄》中的都市女孩，均是有原型的，但她们在画面中却不约而同地具有了诗意化的超现实品质—这正是何家英写意化的处理效果：保持原型淳朴、健康、原生态的一面，以各种手法和技法强化其形象特征，并赋予她们以沉静、迷茫、伤感、安详等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精神状态，以此使她们从世俗状态中超拔而出，升华为诗意化的唯美形象。同时，何家英还费尽心力地为这些形象“造境”。在他的理解中，画面境界不是现实场景的简单摹写，而是诗境、是梦境，它需要画家的主观营造—一个真正的画家须像园林大师那样，从现实中营造出非现实的境界。这个理念迫使何家英成了造境高手，他总是能随心所欲地调配各种素材和资源，反复摆弄景物之间、线条之间、色彩之间的关系，直到它们呈现为亦真亦幻的空间效果为止。

何家英对如何“化真为美”课题的回答让我们更愿意以诗人的立场来评价他。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化真为美”的方式完全是诗人化的—把平凡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现实转化为诗意的境界，在何家英那里仿佛已是来自于本性的偏爱。

至此，人们可以看到何家英以感性美学重新阐释、唤醒工笔人物画努力所结出的硕果：对生活真实的体悟彻底激活了这个古老的结构，从中焕发出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瞬间便催生、塑造出一个诗意的唯美世界。在此过程中，工笔人物画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伟大蜕变，它不再是被丢弃在历史边缘的弃儿，而是充满青春朝气的主流绘画样式。作为创造者，何家英无可置疑地成为现代工笔人物画这一概念的化身。

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何家英以不断创新的作品而成为时代焦点的同时，也书写了自我成长的历史。他给自己设置了“衡中西以相融”的命题，也以实验者、学者和手艺人的三重身份完成了这一命题。实验者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学者的睿智和价值判断力，手艺人日复一日的技艺劳作习惯在何家英身上不分彼此地融合为一体，构成他传奇般成功的全部秘诀。他所获的回报当然也是丰厚的，那就是，他有权利在独树一帜的画风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对一个艺术家而言，还有什么是比这更高的荣誉呢？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值得欣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