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底、2022年年初，中非之间一系列访问、会议、文件启幕或发布，比如首届中非未来领袖对话、第六届中非民间论坛、《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非。 

　　其中，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达喀尔宣言》《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奠定双方未来14年合作的主体框架即全面合作、务实合作、转型增长、绿色发展、民生福祉、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国际交往典范等8个领域，在照顾双方需求和切实可行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中非合作论坛各种举措的前瞻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将中国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的长远发展方程结合起来，这对于中非合作的可持续战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李安山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以中非经济贸易为例。中国从2013年就超过了美国成为非洲最大投资国。而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中非贸易往来逐年递增，且增速不小。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中非研究所（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OFDI）从2003年的$0.49billion一直增长到2018年的$46.10billion，2019、2020年稍有下降。 

　　李安山教授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也是前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前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李安山耕耘非洲史领域，先后出版有关非洲历史的多部中英文著作，主编“六点非洲系列”等丛书，并曾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参与编撰《非洲通史》（第9-11卷）的工作。 

　　中非关系 

　　经济观察报：有些学者非常关注非洲，并引以为中国现代历史与思想的盟友，其背后涉及的资源很多，比如第三世界、民族历史、反殖民主义等。在您看来，中国和非洲的亲缘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亲缘、联系、映照于今天有哪些意义？ 

　　李安山：我个人认为，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广义地说（人类起源或基因）确实存在着亲缘关系，部分人可能更亲，但我不习惯用“亲缘”来形容两者关系。中国与非洲有许多共同点，如古老悠久的文明、早期欧洲的敬佩、殖民列强的掠夺、瓜分的命运、本土人民对侵略的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残酷镇压，以及当今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共同发展。 

　　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G.卢贝克（G. Lubec）和他的同事在研究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945年）一具30-50岁女性的木乃伊时发现了一块具有丝绸特征外观的组织。“光谱清楚地确定了丝绸……丝绸工业起源于中国，这种材料可能首先通过波斯到达地中海国家。”这样看来，中非关系确实有很长的历史。 

　　后来，中国在多个朝代与非洲均有交往。中国对非洲的间接认识，始于汉代，从唐代起变为直接。从东非发现宋代钱币看，已有一些华人居住在非洲。然而，后来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兴起使得中国与非洲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创伤，命运相似，也互相同情，比如埃塞俄比亚抗意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战后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给中非互相支持提供了各种机会。中国相对比较主动，如坦赞铁路的修建，在所有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拒绝此项目后，中国欣然答应坦赞两国提供援助。尽管当时中国的情况也比较困难，但我们竭尽全力支持。这也是非洲国家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在今天的形势下，双方的合作也是互相支持。 

　　经济观察报：国人对非洲的认知大多来自政策、教科书等公共品，似乎普遍缺乏对非洲的整体了解。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阅读中也长期受忽视和遗忘。从社会实践和知识传播方面，您认为，非洲为什么缺席了？ 

　　李安山：近代以来，欧洲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始终在知识界占据主要地位，不仅知识生产和话语制造掌握着主动，对知识的消费亦如此。中国不也是一样吗？中国曾经几乎毫无发言权，只是近年来才开始被世界重视。 

　　从社会实践和知识传播方面而言，非洲在中国的缺席有几个原因。一是近代中国积弱积贫，使大部分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判断的能力，信奉“欧美中心论”和强者为王，对非洲的认识来源于欧洲，既不了解非洲，也不想了解非洲，更不会相信非洲有着令人骄傲的古代文明，有着值得我们学习的价值观。二是中非双方知识界确实接触不多，互相了解不够。中国政府虽然着力宣传非洲，但有时官方宣传与民众的自觉难以合拍。 

　　目前比较令人欣喜的趋势是，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开始认识非洲。同时，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也确实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我从百度上搜索了一下“中非合作”的英文词组“China-Africa cooperation”，结果超过2400万。 

　　经济观察报：疫情以来，中美关系、中欧关系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和阻滞。与此同时，中非关系继续深化，中非对话承诺，一起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相较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非关系的特殊性在哪里？历史的来看，目前的中非关系是否处在峰值？ 

　　李安山：中国与非洲关系相较于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互相平等与互相尊重。这反映在各个方面，以中非合作论坛的设立来看，原始推动力来自非洲，会议地点的安排在中非双方轮流举办，议题和规划双方确定，落实也在双方进行。 

　　以中非经济贸易为例。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别，中国对非洲的出口确实增长很快，但中方也在尽力扩大非洲产品输入中国。以农产品为例。2001年到2020年，中国自非洲进口的农产品的贸易额从1.87亿美元到42.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7.87%，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目前，中国仍在想方设法增加非洲优质农产品进口的新通道和新格局。未来尤其是中非经济关系，应该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防止一种倾向——盲目自大；发挥自身优势——华人网络。 

　　中非关系是否处于峰值不好说，我是学历史的，不便下断语。仅就目前来看，中非关系落在了实地和实务层面，而不是“蓝点网络”、B3W等宏观叙事。中国投资、支援、建设给非洲带来了成千上万个岗位，我对未来的发展仍充满信心。 

　　无论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角度看，非洲都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将非洲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原因。非洲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非洲的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等，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各种机会，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巨大的经济体量、庞大的需求市场以及可借鉴的发展经验，也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各种机会。最重要的是，中非传统友好和平等互利的关系为中非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非洲国家可以说是天然的盟友和忠实的伙伴。 

　　非洲发展 

　　经济观察报：帝国主义殖民、奴隶贸易、全球化分工、新自由主义援助都不同程度地阻滞着非洲的现代进程，以及全面发展。至今，法国、美国在非洲还有驻军。目前，非洲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影响主要有哪些？新殖民主义的还是全球化的？外部的还是内部的？ 

　　李安山：对这一问题不能绝对地看。非洲发展相对落后，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由于非洲各个国家情况不一，各种因素的影响不一，殖民主义留下的弊病也各不一样。所谓世界各国的影响，也要客观地看。由于全球政治经济的主导者仍是欧美国家，经济秩序对非洲国家也有诸多不利。 

　　从根本上看，非洲国家如果能坚持自主发展，政治局势相对平衡，领导层又能适时应变，情况就会好得多。毛里求斯是一个例子，罗林斯时期的加纳和梅莱斯时期的埃塞俄比亚也不错，卢旺达目前的发展也比较健康。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况不一，但积极进取的趋势逐渐显现。 

　　经济观察报：大部分国家报道非洲时都很少提及其成就和发展，而主要涉及饥饿、疾病、暴力，还有人道主义救济。为何如此？ 

　　李安山：这是一种偏见，需要我们来改变。非洲各国的发展情况不一样，多数国家的发展趋势一直保持良好。在当代世界，非洲的分量确实是减弱了，但非洲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2013年，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提出“后中国16”（The Post-China 16）的概念，主要指中国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不可延续，将由亚非拉16个国家取代。尽管这一提法有唱衰中国之意，但其关于发展模式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作为“中国继承者”的非洲四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人口超过220万，其中三分之二年龄低于30岁。埃塞俄比亚经济曾连续多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 

　　非洲经济除能源行业外，制造业、基础设施、电力、运输业、农业、航空业和数字化在不断推进，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呈下降趋势。目前，26个非洲国家已制定工业化战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年度报告根据现实需要，从2013年起开始强调工业化，每年选择不同的相关主题。2014年强调机动的工业政策，2015年着重贸易与工业化，2016年提出绿色工业化，2017年聚焦城镇化与工业化等。 

　　经济观察报：您在《非洲现代史》前言就提到，“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强调非洲在历史发展上的自主性”。自主性何以如此重要？ 

　　李安山：我提出这一点与殖民主义文化遗产有关。由于近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统治，非洲文化被全盘否定，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相似。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独立后，它们与前殖民宗主国的紧密联系、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欧美的“现代化”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或是通过武力强迫的手段，或是提供援助，使非洲国家对其更为依赖，这些实际上都成为非洲发展的障碍。请注意，非洲各国独立初期，多位有主见的非洲政治家被谋害。 

　　因此，只有强调非洲在历史发展上的自主性，才能重振非洲的自尊和自信，在国家成长的道路上正常健康地发展。 

　　经济观察报：非洲民族自决后，大部分国家又陷入了内部的政治危局之中？为什么1960年代至1980年代，非洲国家内部革命如此紧急？如此普遍？如此具有摧毁性？基于此，我们又如何看待非洲国家。他们是冷战格局下的牺牲者？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探索者？民族主义浪潮的沉溺者？非洲的民族格局远远不是西方传统下的民族-国家模式所能形容。 

　　李安山：非洲各国的独立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它也宣告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终结，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篇章。然而，弱者在世界变局中总是最先受到伤害的。这一点不言自喻。 

　　就民族问题而言，世界各国实际上都存在着与民族-国家不甚相容的因素，或民族认同的问题，欧洲国家亦然，如英国的北爱尔兰人民族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民族问题等。说到非洲国家。“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在非洲各国相对比较适用，比如尼日利亚不仅有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还有伊博人和约鲁巴人的民族主义，肯尼亚不仅有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还有基库尤人和卢奥人的民族主义。 

　　我们以坦桑尼亚为例。坦桑尼亚的126个民族中人数最多的15个民族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未超过50%。人口超过100万的有苏库马族、尼亚姆韦齐族、查加族、赫赫族、马康迪族和哈亚族，这些民族主要居住在坦噶尼喀，而非桑给巴尔。坦桑尼亚语言繁多，除外来的英语、德语、阿拉伯语和南亚有关语言外，主要民族中存在着120多种语言，它们分属尼罗特语、库希特语和科伊桑语。 

　　为了推进国族建构的进程，坦桑尼亚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一体化的政策，如国家总统与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坦噶尼喀或桑给巴尔，必须各出一人；议会席位的“平衡”和“周全”原则；在县级以上实行“他族主政”（即县长和省长避免用当地民族的人来担任）的干部政策；对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传统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信仰自由、各教平等、教政互不干涉、教辅政和教为民的宗教政策。另外，乌贾马，即村社在国族建构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带有创意的政策为国族建构提供了保障。 

　　经济观察报：非洲一体化是非洲现代思想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库，也可以说是当代非洲思想的核心。但相较于欧洲一体化，非洲一体化之路要走得艰难得多。2010年代，非洲一体化才真正实现，有《2063年议程》（2015年）、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相继出台和落实。若从非洲联盟（2002年-）前身非洲统一组织（1963年-）成立算起，非洲一体化准备了50余年才初见成效。若从泛非主义起源算起，非洲一体化准备的历程则更为漫长。为什么非洲一体化的道路如此艰难？非洲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李安山：我不赞同这一看法，这个问题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非洲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值得研究，但欧洲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靠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殖民统治的掠夺积累，一体化的主导者均为前殖民宗主国，这一点显而易见。 

　　我可以这样说，非洲在一体化方面比欧洲进展更快。历史地看，近代欧洲国家立国的时间远比非洲早，但其一体化基本上是二战后的局势使然。非洲国家的建立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而非洲统一组织是1963年成立的，因此非洲一体化几乎与非洲国家独立时同时提出。这是当代非洲政治家们极具政治远见的成就。 

　　除非洲一体化之外，非洲各地区的一体化也在分别推进，但效果不同。西部非洲、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稳定推进，北非和中部非洲相对慢一点。此外，非洲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既是非洲一体化的具体表现，也将为非洲进一步的一体化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区别于泛非主义、“非洲个性”（African Personality）、“黑人性”（Negritude）、“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黑色的雅典娜”（Black Athena），阿里·马兹鲁伊（Ali Al'amin Mazrui）在1995年提出“全球非洲”（GlobalAfrica）。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非洲和非洲人的认知越来越接近“全球非洲”。“全球非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全球非洲”是否代表了非洲思想的新方向？ 

　　李安山：与其说“区别于……”，不如说“全球非洲”是建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之上，融合了这些概念中的合理化因素。 

　　马兹鲁伊1967年提出过一个概念：非洲治理下的和平（Pax Africana）。这个概念源于西方长期使用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和“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其背后表现了马兹鲁伊对非洲独立后自己掌握命运的前景展望。马兹鲁伊的“非洲治理下的和平”带有着非洲自豪感和全球观，他认为，非洲国家应该在独立建设过程中实现自身和平发展的层面，非洲应该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全球非洲”的概念在1995年被提出，不久后开始流行，比“非洲治理下的和平”相对平和，也更贴切实际。这个概念源于非洲人迁移的历史，借用约瑟夫·哈里斯（JosephHarris）于1982年提出的说法，“非洲移民裔群的全球层面”（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人类的发展使非洲人主动或被动地出现在全球各个地区。 

　　之所以说“全球非洲”是建立在有关非洲人的各种概念之上，是因为在泛非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着“非洲主义”（Africanism）与“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之争。大陆主义者认为非洲的统一应该是整个非洲大陆的统一，非洲主义者认为非洲的统一是非洲人民的统一，应该包括海外非洲人。非洲联盟决定将“非洲移民裔群”（African diaspora）作为非洲人的第6个构成部分（即除了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非洲之外，加上非洲移民裔群）的政策将“非洲主义”与“大陆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战略举措。“全球非洲”正是希望将以上非洲主义和大陆主义统一起来为非洲的未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