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刚刚返回，神舟十四号又顺利升空。此时此刻，我们无比怀念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来临之际，本刊特约请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撰写回忆录，与大家分享一代天才的科学家鲜为人知的一面，并以此缅怀已经离开我们十余年的钱老。 

　　钱永刚教授 

　　如何评价我父亲？

　　在大家眼中，钱学森拥有传奇的人生、超群的智慧，是公认的天才。而作为他的儿子，我对父亲的评价，只有一句话。是由“上半句”和“下半句”组成的。 

　　“上半句”——我不认为钱学森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会认为，我守着这么一个大科学家父亲，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我的学业一定有所帮助。但实际上，无论小学还是中学，父亲基本上不太过问我的学习状况。小时候，我还暗自庆幸：我这爹好，不管我，让我自由自在。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爽，看到我同学有时被爹妈训得闷闷不乐，甚至还会哭，我很开心——还是我爹好，从来不管我。 

　　但随着我升入了中学，学习任务越来越重，课程难度越来越大，感觉就不那么爽了。我曾经跟父亲抱怨：“你也不帮帮我，点拨点拨，提教提教，就让我一个人在那儿‘艰苦奋斗’。”有时就想，如果父亲能对我多播洒爱心的话，说不定今天的钱永刚本事会更大一点，成绩也会更多一点。我母亲也感同身受，曾当着我的面责备我父亲，说：“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991年10月16日，我的父亲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及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获奖后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蒋英合影 

　　“下半句”——但我又觉得钱学森是一位非常合格的父亲。为什么又这样说呢？因为他一直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引导我应当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尽管我几乎记不得他曾经有过训斥我的时候，但我确实深受感染，概括来讲，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爱读书这个习惯是后天养成的，需要靠周围的环境和人不断影响，从而养成这种好习惯。小时候我并不理解，但爸爸妈妈总鼓励我要多读书。 

　　那时还不知天高地厚，偶尔还会在我父亲面前班门弄斧。有一次，我去天文馆听课外讲座回来，就在父亲面前炫耀，看我高兴，他就问我：“今天跑哪儿去了？”“到天文馆听课外讲座了！”我回答。他很感兴趣，就继续问我都听了点儿什么？我就开始给他讲今天的课程——比如，学到了如何辨别星座，星座的位置会随着春夏秋冬四季变化而变化……他一听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说的这些绝不是从课堂上获得的知识，所以他对我从课外得到的这些知识感到非常开心。还记得，那天我妈妈就劝我说：“好啦，说太多了，少说点儿，快吃饭吧！”这个时候我父亲就会阻止，让我继续说。能看得出来，他很开心，这种开心实际上就是一种鼓励。作为父亲，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对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给予了关切及肯定。 

　　我与父亲钱学森、母亲蒋英、妹妹钱永真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甲板上合影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和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个人聊天，他说：“我们上学时有一次让你爸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拿你做例子。那次他在讲航天方面的知识，涉及到太空、太阳、太阳系、银河系、星座。结果你爸发现我们这些大学生，连最基础的天文知识都不具备，就有点儿恼火，说我们搞航天的当然要对天文知识略知一二，你们怎么回事儿？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哼，你们现在这点儿天文知识还不如我孩子知道得多！” 

　　要知道，他们可是上大学啊，我才上小学，说那些大学生连一个小学生都不如，这确实是非常不好听的话。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听到我父亲对我去听天文馆课外讲座所获得的知识的肯定。我感到万分荣幸，受此影响，所以我非常爱读书。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素养。 

　　另外一点就是如何做人，做人低调是很关键的。我父亲就有这个特点，他向来淡泊名利，淡泊名利和低调做人相辅相成。如果一个人总是追名逐利，又怎么可能做到潜心做学问呢？我父亲在很多场合讲过：“我更愿意在一个无名的环境中工作。”可见他觉得自己受名利所累，名利已成为了他的负担。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也渐渐学会了低调做人。低调做人包括尊重他人，一个人尊重自己的上司、上级、老领导，非常容易做到；尊重自己的同辈、同事，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关键要看这个人能不能尊重那些社会地位不如你的人，对于那些不太聪明、办事有点儿磨唧的人，批评归批评，但还是要给予充分的尊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父亲潜移默化教给我的。 

　　我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2001年，我父亲诞辰90周年。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空气动力学会举办纪念钱学森诞辰90周年研讨会，会期两天，中午就安排大家吃盒饭。 

　　我父亲的秘书涂元季在第一天上午应邀做了一个报告，中午便留下吃饭。正吃饭的时候，有个人走了过来，对涂秘书说：“您不介意我坐在您身边吧？”涂秘书说：“你请。”于是他便和涂秘书攀谈起来：“您今天上午做的报告非常精彩，但我觉得仿佛还缺了一点儿东西。”涂秘书问他缺了什么？他继续说：“您讲钱学森钱老讲得很好，但是您也应该说说钱老的夫人啊。因为没有他夫人的支持，钱老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就。现在社会上这种人很多，有的男人要学雷锋，老婆拖后腿；有的父亲要学雷锋，孩子不同意，是不是呀？所以您既然讲钱学森，也要说说他的夫人。”后来涂秘书回来跟我说起这件事儿，我笑着说：“是的，我觉得人家还是挺实事求是的。” 

　　我的母亲蒋英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兵学泰斗、文化先驱蒋百里。后来她嫁给了我父亲，这又是身嫁名人，但是她从不会因为出身名门或身嫁名人，就觉得高人一等。 

　　她拥有自己的事业，并且在自己的事业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母亲是一位声乐教育家。她所学的专业是西方古典艺术歌曲，她的学生也非常勤奋努力，在我母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很多欧美声乐比赛中斩获大奖，为国家争了光。但她和我父亲一样，对钱，他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母亲几十年课外辅导学生，她都坚持不收一分钱，赢得了学生们的赞誉、爱戴和尊重。 

　　在我母亲去世后，她的学生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追思音乐会，有次我应邀参加，一位老教授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你妈妈虽然没有当什么高职位的领导，但她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一个时代的标志。”我说：“你这么说，好像把我母亲给说高了。”他说：“一点儿也不高，你妈妈去世以后，不收学生课外辅导费的老师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刻，我蓦地感受到——公道自在人心！只要做得好，世人自会对你有一个中肯的评价，那种钦佩也是油然而生的。 

　　我母亲出身名门，她也会自带“大家小姐”的范儿，这个范儿就表现在她年纪大了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不会很高兴或者很生气。一般年纪大的人难免会啰嗦，但她就很有节律。我母亲用她一生的行动，完美体现了一个职业女性的自主、自信、自强的风范，广泛赢得了大家对她的无比尊重。 

　　北京市海淀区家庭藏书状元户

　　在《你好，钱学森：成长启示》这本书里，有关于钱学森多读书、会读书的一个细节，十分令人震撼——他有三万多册藏书、一万五千多册期刊、五十多个书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被评为北京市海淀区家庭藏书状元户。 

　　很多人家里的书都是几辈人积累的结果，和别人不同的是，我父亲这三万多册图书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一本一本买来的。我父亲看书有独特的习惯，他不是从第一页一直读到最后，而是一本书来了，他会先翻看序言，阅读第一章，然后再看看结尾，书中间的部分他基本上都是翻着看，左翻翻、右翻翻，大致浏览，所以他看一本书的速度非常快。 

　　钱学森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即便是节假日，他也一定是把看书当作他一天的主要内容。春节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大年初一时兴团拜，就是大家互相串门、拜年。他刚回国时不了解国内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很不适应。后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回避政策，就是大年初一要出去拜年的话，他是不去的，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我们交待说：“有人来了，就说我出去拜年了。”实际上，他是在屋里看书呢，一看就是一天。 

　　《钱学森书信（十卷本）》于2007年正式出版，共有书信3331封，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利用一个寒假的时间把这套书全部读完了，并且还做了一个统计，就是钱学森在16个大年初一给社会各界写了76封信。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钱学森的勤奋，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参观，这16个大年初一写下的76封信，图书馆展厅专门用一面墙展示了出来，大家能够真切地看到及感受到一位科学家的勤奋。 

　　关于父亲剪报的习惯

　　大科学家一生博览群书，但我觉得“博览群书”应是一个泛指，不能只局限于书籍。科学家的目光所及除了书籍，还要有期刊、报纸，甚至是他们随意看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都会记在本上，这个习惯钱学森就有。但凡他看过的报刊杂志，发现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只要他觉得重要，必会动笔记下来，或剪贴下来保存。 

　　父亲真正集中开始剪报，是从1982年开始的，那个时候他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自己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他回到自己的书桌旁，更有条件系统地了解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所以剪报几乎天天都有。 

　　这类事情都是我父亲自己做，即使老了，也都是亲自操刀，从不假手于人。他每天都要看很多报纸，剪刀、胶水或糨糊都是必备品，看见感兴趣的内容他会及时剪裁，剪完了自己排版，分门别类，然后粘贴在一张张白纸上。后来父亲岁数大了，拿剪刀时手会抖，所以剪出来的报纸边缘是锯齿状，不美观。父亲偶尔也会跟自己生闷气，说：“老了，真是不中用了，剪一个东西都剪得这么难看！”这时一旁的公务员就会过来，帮他剪贴，结果我父亲还是不满意，觉得不够细致。有时候我在旁边，就过来接手，说：“爸，我来吧。”也许因为我是工程师出身，做这种事就会让他比较满意。剪完了，我说：“爸，你看这样行不行？”他就会说：“可以。”所以，后来我也给父亲做过一些剪报。 

　　通过剪报这件事情，我感受到一位科学家，虽然已经九十多岁了，但学习新知那种精神、那股劲头，依然不减当年。活到老学到老，研究探索到老，这种严谨治学、刻苦钻研、孜孜以求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 

　　现在我也经常做剪报，但是没有我父亲那么细致，我只是觉得这一张报纸有用，我就保存起来，收藏好。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学习、获取知识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除了读书，看期刊、做笔记，剪报是获取知识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 

　　在钱学森图书馆，每当看到展示我父亲的那些剪报时，我都会为我父亲的勤奋而感动而自豪。知识怎么来的？不是天生的，为什么他就行呢？和他一辈子永远不停止地学习是分不开的。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只读两本书和没读书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但你要试着一本一本坚持读下去，当你读到二十本、三十本书时，不用别人来评判，你自己都会觉得你的眼界、格局、谈吐、知识量比不读书时要进步了一大截。 

　　现在，很多人无时不刻都在琢磨着、憧憬着，将来自己的人生价值该如何得到实现。我会说：“你要有行动呀，你不能光在那儿想，你要去做具体的事。只要持之以恒，不间断地做下去，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也可以像钱学森一样。” 

　　我们有很多好的传统，但也有一些不那么好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小富即安。往往是一开始努力、奋斗，但取得一定的成绩、获得一定的成功后，就开始懈怠了，没劲儿了，不愿再往前走了，缺少了刚出发时的动力。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开头不错，但中间泄了气，到晚年时又懊悔不已。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校长是如何解释“自强不息”的呢？他说：“自强不息，不息是跟谁比？当然是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你就是不能歇着，不能说我成功了就可以开始休息了。只有自强不息，活到老，学到老，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我听后很受启发。 

　　父亲是如何教导我学习的？

　　我父亲对我的学习基本上不过问，当然我的学习成绩总体来说一直都比较好，基本是五分居多，四分也有，总之就是四分、五分并存的状态。 

　　我记得主课语文，总是得四分，一直感到很苦恼，别的学科都能得五分或者得一百分，为什么语文永远是四分呢？ 

　　而有一次语文课写作文，让我印象极为深刻。那天语文老师布置作文，说：“今天的作文我不出题目，你们自己选题，自由发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结果那一次不知当时是什么冲动，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首长诗。结果被当成了范文！老师大肆表扬了我，夸这首诗写得好，还让语文课代表把我写的那首诗贴到年级范文栏中展示。 

　　我父亲知道后他就笑笑，既不会因为我的语文总得四分而生气，也不会因为得五分而高兴。在他眼中五分、四分都很正常。但我能感受得到，他不是说我容许你得四分，你可以不努力。他从另一个方面鼓励我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看更多的课外书。 

　　最近，我看到报纸上介绍世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改革开放时在南开大学成立了数学研究所，他担任数学研究所所长，专门招那些数学成绩突出的学生，他亲自带、亲自培养，为我国培养数学方面的人才。有一年南开数学研究所的老师和陈省身一起过节，不知道谁提了一句今天要请陈教授题词，大家都很赞同。结果陈省身感到非常不适应，坚决不题。大家就劝他说：“陈教授，您是中国人，得入乡随俗，您给我们题词，作为鼓励。”陈省身说：“那我写了，你们可不准生气。”大家都笑了，大教授题词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生气啊？没想到陈省身写了这么一句话——“不要让你的学生得100分”。 

　　这就是大师对分数的真知灼见。其实，如果百分制的话，得85分就很好了，如果非要得到那丢了的15分，花费的精力比得85分大得多，但是这15分其实可有可无，你有那个时间，不如去看别的书，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对你的意义或许会更大。 

　　看到陈省身这个故事后，我就想起我父亲经常鼓励我多看书，我是得了四分，但这四分说明我已经把基础知识都掌握了，这就行了。 

　　现在，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有一个通病，就是知识面太窄，知这个不知那个，每个学生都憧憬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知识面窄，走到哪都不行，人生价值又怎么能实现呢？现在是信息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那么多，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扩大自己知识面。我坚信，这对每个学生将来的人生一定大有好处。 

　　不要考100分，不是说让学生们不努力学习，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多看课外书，不要一张口就只是书本里的那点儿知识。只有知识面宽广，未来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父亲的信念是什么？他为什么如此坚毅？

　　我父亲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爱国精神被大家所赞颂，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是只有钱学森爱国，我们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 

　　今天，我们这些读书人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社会就包括学校。但老一辈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三个来源，这其中有历史问题，我们很少承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对于激发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什么作用呢？反面教员的作用。 

　　我父亲晚年讲他小时候，老师上课天天讲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英国人怎么欺负中国人，即便是不懂事的年龄，他也会感到气愤，中国人怎么这么怂？！从小激励孩子要努力读书。我觉得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实际上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精神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哪还有那种活生生的反面教员呀？现在国家强大了，外国人再也不敢欺负中国人了，炎黄子孙在外国人面前再也用不着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了。有人回忆我父亲，说钱老在美国当教授时脾气挺大的，没错，他有些“傲气”。几十年前中国受西方列强肆意宰割，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毫无尊严。经历了被外国人瞧不起的任何中国人，都有这种“傲气”，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正是由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这种“傲气”，所以他们在得知祖国解放时，就踊跃回国，报效国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父亲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

　　1986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访华，接待他的是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该顾问想通过这次访问，促成钱学森访问美国。 

　　美国科技顾问说：“我来中国之前做了功课，我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都对钱学森在美国的贡献有共识。如果钱学森能来美国访问，我们将对他当年对美国科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奖励。美国工程院院士加上美国科学院院士，两院院士都给他，而且考虑到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是美国首枚国家科学勋章获得者，钱学森作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美国政府也可以给他授予美国国家科学勋章。”美国科技顾问继续说：“我虽不能保证总统亲自给钱学森颁奖，但是副总统颁奖是绝对没问题的。” 

　　院士可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称号啊，有多少人日思夜想。现在，美国科技顾问表明了态度，美国政府要给钱学森两个院士称号，还有一个勋章，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但我父亲听了以后，淡淡一笑，说：“这是美国佬耍的花招，我才不稀罕那些外国头衔！” 我父亲很果断地拒绝了这些“荣誉”，直到去世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国土。 

　　1994年何梁何利奖首次颁奖，奖励钱学森奖金100万港币。要知道在1994年时，100万港币是多大分量的钱啊？这和今天的100万还不能同日而语。但就是这样，在30年前，父亲连支票都没看，就直接吩咐秘书说：“捐出去。” 

　　一分钱你可以视而不见，一块钱你看看、笑笑，走开，如果是100万，谁能不心动呢？我父亲面对这100万港币，最直接的回答就是——捐出去！后来据秘书统计，自从回国后，凡是有大额稿费收入或科学奖金，我父亲都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当然很多人会问，钱学森这是图什么呢？我要说，我父亲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教育，后来出国留学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东方儒家学说自从西汉汉武帝时就已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国家的读书人大多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并代代相传。从战国时期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西汉《礼记·大学》中讲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再到五代十国的《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再到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抗日战争时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些千古名句、格言，激励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也激励和教育了钱学森。当他看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更激发起报国的志向，他要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满脑子天天想的都是这个事儿，所以他没有精力、也没兴趣去想那些追名逐利的事儿。 

　　1987年，我父亲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欧洲，第一站是英国，当时中国驻英国大使把父亲请到使馆里，和当时留学英国的留学生座谈，父亲深情地说：“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了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我觉得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他的内心。正是因为他淡泊名利，所以他拥有无穷的力量，使他能够作出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 

　　我父亲淡泊名利不是一时一事，他回国后的54年一直如此。长时间的淡泊名利使得他的灵魂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只有拥有这种胸襟和境界的人，才有能力去克服那些常人克服不了的困难，去做那些常人做不成的事，去提出别人想说但是说不出来的科学理论、学术思想。 

　　父亲住了49年的老房子 

　　我父亲住在北京西郊玉渊潭公园北面的航天大院里，这一带早先是皇家的墓地，专门埋葬过世的皇室成员，北京老地图上称此处叫黄带子坟。辛亥革命后，皇室成员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社会上普通的人也可葬于此。据传，这里也曾建起火葬场，周围白灰堆砌，故此地又称白堆子。由于此处较为偏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确定作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机关所在地。我父亲住的房子是1958年援华的苏联专家居住的地方，旁边是校级军官的宿舍，又称乙种宿舍。当年，乙种宿舍建好以后，计划筹建甲种宿舍——就是院领导的将军楼时，国防部五院党委提出“缓建甲种宿舍，待我们自己的导弹、火箭研制出来以后再考虑”，故院里甲种宿舍一直未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建起了部长楼。1960年夏，苏联专家撤走后，院领导就搬入苏联专家住过的楼房中。钱学森也于1960年秋，由中关村科学院宿舍搬至此居住。 

　　 我父亲居住了49年的老房子 

　　一所房子，我父亲住了49年，占他98岁人生的整整一半，他不是没有条件住大房子，组织上要给他换房子的事情，光我知道的就有4次，但都被父亲拒绝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我父亲去世后，媒体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这些文章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在钱学森身上都有体现。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严格地说“钱学森之问”是安徽十二位教授提炼出来的，按照我父亲和温总理谈话的精神以及使用的语言来看，“钱学森之问”的确切表述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国内的大学老是“冒”不出有独特创新的杰出人才？重点在于“冒”和“培养”是不同的教育方式。 

　　我父亲在和温家宝总理谈话时，很直白地提出，我们国内现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话已经说到“没有一所”，可见父亲对我国高校教育现状是不满的。 

　　很多人看到这个话就问我，那你父亲所说的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钱学森早在40年前就明确提出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他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改建工作。如何定位学校的培养目标，办出自身特色，他指出：你们不完全是办像北大、清华那样的重点大学，也不是办像北航、北理工那样的国防工业口的重点大学，你们要办的大学是与国家战略任务紧密结合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你们将来就是要解决国家还没有解决的国防尖端科技问题，办国防尖端科技方面还没有的专业，培养能够作为将来若干年后向国防科技现代化进军的先锋部队、领军人物。那么怎么做到？钱学森提出了培养这种人才的模式是按技术科学学科设系，理工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这就是培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的模式。我们寻找“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应该去了解40年前他在改建国防科技大学时提出的那些观点。 

　　实事求是讲，40年光阴，学校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我父亲所期望的那个标准，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依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众多人才，国防领域很多重要岗位都有国防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所以，今天我们要解读“钱学森之问”，可以从国防科技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寻找答案。关于钱学森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大成智慧教育初探》一书。这也是“纪念钱学森诞辰110周年系列图书”之一。 

　　前些年解放军进行军改，国防科技大学也相应地做了调整，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我父亲提出的一些办学原则正在回归。系统工程学院的院长见到我说：“我给您报告一件事情，经过讨论，军改之后我们系的名称，还是回到40年前钱老定的名字最为准确。”我听了很感动。探索“钱学森之问”，我们也是历经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