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两会议程安排举世瞩目，其要点不仅在于这是中共十九大之后的首次两会，更在于影响深远的修宪之举。此次修宪，与既往既有相似，亦有不同。相似者，乃遵循党的领导原则与宪法修改惯例，在党代会报告之后将重要的新理论观点与方针政策纳入党章及宪法范畴。不同者，此次修宪虽非大修，却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起点而规划出内外协调的“新宪法秩序”。这一新宪法秩序在促进党的领导宪法化及推进包括监察委在内的国家机构改革的同时，相对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宪法的世界观与秩序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即标志着这一宪法世界观的概念凝结与政治成熟。

　　从比较宪法来看，一国之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建构本国优良政体及安排本国人民之权利保障与共同发展。通过宪法规定超出国家范畴的世界秩序理想及全球治理目标，在宪法史上并不多见。但是，一个大国之宪法在其序言或文化中载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价值主张及制度规划，将本国政治秩序的建构作为一种“代表性秩序”，亦有先例。作为大国宪制秩序规划，其承载文明、通达内外、塑造秩序的全球治理责任担当，有其历史合理性与政治正当性。

　　当代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的价值理解、政治实践与宪制规划显示出了融合东西方智慧的进步性和比较优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顶层宪制概念，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宪制理想及实验方案，以“一带一路”作为连接内外秩序的互联互通动力机制，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主义治理哲学作为超越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中国修宪正在改变世界。这些关于国家宪法秩序与人类理想宪制秩序的丰富想象力及坚定有力的制度化实践，也是人类宪法文化及秩序的新实验与新方向。如此，则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与此次修宪规划的“新宪法秩序”，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概念，就使中国宪法大大超出了国别宪制的范畴，而具有了一种“代表性秩序”的实验探索意义。在全世界陷入西方带来的民主民粹化及逆全球化的秩序变动与重组周期里，这一努力的全球治理意义必然更加凸显，也必然更受世界瞩目。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相对成熟的宪法价值及全球治理新方案，立足于其稳健的价值基础与实践根据。从价值基础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源于中共治国理政所承载及综合的多元价值要素：其一，立足民族复兴的理性民族主义;其二，立足共产主义理想的国际主义;其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其四，立足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世界主义。这些价值维度彼此间存在张力，在20世纪革命史中充分张扬而弥漫于中共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共以对民族和人类共同负责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化精神，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探索与进步，最终凝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制度体系。观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凝定及东西方融合的特征。西方有种族中心论的“东方主义”，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却通过文化反思与政治实践提出了更具普遍性及可接受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图景。

　　从实践根据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扎实的历史基础和当代实践的依据：其一，作为历史实践范畴的“一带一路”铭刻了中国对外交往及共同建构安全、繁荣及共享性宪制体系的历史努力与实际成就，为当代实践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其二，当代中国推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内核，以中国资本、中国文化、中国治理模式、中国式全球治理观为蓝本和纲目，充分尊重及吸纳参与各国的价值、利益、意见及贡献力，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了较强的价值吸引力、可靠的朋友圈、逐步深入的当地文化社会互联网络及共同的安全协作秩序，实际结成了越来越牢固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宪法序言，是“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实践与制度化的结晶，是中国国家宪法理想维度的结构性拓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哲学之国际主义因素的规范性整合。坚持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协调，坚持对本国人民负责与对世界负责的辩证统一，坚持以和平发展共享性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些超越于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中国模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秩序探索的新希望和新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标志着中国宪法自主性与理想性的完备建构及全球治理之平行竞争和有序演化进入了关键性阶段。当然，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宪制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西方治理秩序与力量必然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以遏制，而中国修宪之后面临的内外价值与秩序不断再平衡的压力也是必需要承受和化解的。然而，任何结构性全球治理秩序的演变都必然经历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的阵痛周期，新秩序也必然是在“分娩之痛”中产生、成长及成熟。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