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刘丛强是一位地球化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年，他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参加全国两会的2158名政协委员中, 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共105名。

访问斯里兰卡国家基金委做报告

　　3月5日，刘丛强作为政协委员列席了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式，聆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会后，刘丛强委员向记者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他的科研经历和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看法。

　　“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谈及改革开放，刘院士非常感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国家恢复高考，这都要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1977年冬，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这是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最直接的政策体现。当年，有570万名考生从农村、工厂、部队等走进了考场，最终有27万考生成为幸运儿，进入大学学习。刘丛强就是这27万考生中的一个，他考入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我考上了大学，后来又读了研究生，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策，我又去了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日本学习工作了十年后，1994年，刘丛强入选中科院第一批“百人计划”，回国到中科院工作。“百人计划”是1994年中科院启动的一项人才计划，旨在从国外吸引并培养百余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回国后，刘丛强组建了自己的科研团队，并很快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一开始我们的科研环境跟国外有较大差距，但是2000年以后，国家对科技发展、特别是对基础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我们的科研很快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说。

访问阿根廷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

　　刘院士坦言，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地球科学领域，无论是理论、技术、方法等方面都很少有发言权，“但是现在，中国地球科学成果在国际上的贡献率大大增加，其中大气环境科学、环境地球科学、大陆动力学等学科已经或即将进入世界领先并跑行列”。

　　“基础研究成果由人类共享”

　　“基础研究是没有国界的，其研究质量高低是用世界水平来衡量的，其成果由人类共享。”刘丛强说，中国科技的进步可以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就像我本人研究涉及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或认识，也可以服务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发展中也会面对或正在面对水、大气或土壤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或任何国家科学的有关基础研究成果都可以对他们的环境治理和保护以及相关的经济发展发挥科学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中国科技界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院士说：“过去，由于科学家本身的科研水平较低，国家对科技的财政投入不够，因此在国际合作中，我们多是借人家的平台来提升自己，更多地是出去看一看，给人家当助手，去学习。”但现在，刘丛强认为，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革，合作中中国科学家从被动附属正在变为主动和主导。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科技发展越来越重视，对科技的投入也大规模增加，刘院士认为，在科技合作中中国的科学家开始和国外的科学家“平起平坐”。“中国科学家越来越多地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增强了话语权，在很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主旨发言，在各个分会中受邀作关键性发言的中国科学家比例大大增加。”刘丛强认为，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

　　2016年3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刘丛强入选国际地球化学学会(Geochemical Society)会士(Geochemistry Fellows)名单;2017年2月15日,刘丛强又当选为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这些都是对他以及中国在地球化学领域科研成果和贡献的认可。不过他同时也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在科研领域跟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追赶。

　　“基础研究也要服务民生”

　　2013年2月，刘丛强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担任副主任。成立于1986年的基金委的任务是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此支持中国的基础研究，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刘院士说，过去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的资助经费一直呈两位数的增长。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其资助经费已经翻了一番，近年每年收到的资助基金申请书达20万份，“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和水平(发表SCI论文篇数和影响力)在数字上已经和发达国家匹敌”。

考察菲律宾国际水稻科学研究所实验地

　　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启动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同时，“国家科技投入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雾霾治理、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使科技更好造福人民”。刘丛强非常认同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目标，他说：“基础研究在解决基础科学问题、提高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水平的同时，也要力图解决民生问题，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基础研究科学家也应该把自己的研究服务于国家的需求。”作为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委员会，他认为，在保证基础研究特点即科学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基金委今后应着眼于通过顶层设计来布局具有重大社会发展意义和科学突破意义的大计划或项目，使基础科学同时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实现重大科学突破。

　　与国家不断增加的投入相比，刘丛强院士认为，中国的企业等社会机构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他希望“今后可以有更多的大企业能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所投入”，切实推动中国的基础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