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那条极富文化意味的中山北路素以“段”为单位来命名称谓，从南至北，总共划有七段，包括中山市场、中山美术公园、圆山大饭店、士林官邸等在内的台湾重要文化地标皆在中山北路上傲然林立。而其间的中山北路一段46号便是大隐于市的“逸仙公园”之所在地，珍贵的国父史迹纪念馆默然独立其间。

饶有意味的是中山北路的命名即与此处的“逸仙公园”有着难解难分之缘。

这个小巧精致、娴静婉约的“逸仙公园”藏匿在熙攘嘈杂的台北车站后约半公里，随着时光日月的流逝更迭，似乎已成为台北一处很容易被淡忘的角落，其实，它最不应该被忽略和漠视，因为，它是孙中山先生1913年第二次来台湾时下榻的旅舍(原名梅屋敷) ，也是台湾至今唯一留存的孙中山革命遗迹场所。由于该地濒临日据时期的敕使街道，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台湾当局遂将整段的敕使街道重新命名为中山北路，以志变革和纪念。

史载，孙中山轰轰烈烈革命的一生中曾有三次来台，意欲联合当地的革命志士一同为中国革命而努力奋进，其时分别为1900年、1913年和1918年。

1900年9月24日，孙中山从日本神户经马关赴台。尽管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只停留短暂的42天，但孙中山仍借此行马不停蹄地传播革命思想，其革命影响在台深深植根。1910年7月，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告成立。而此次赴台，孙中山停留的时间也最为久长。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继任。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离开上海奔赴广州，策划讨袁之事，当闻知广州局势有变后孙中山第二次来台。其时，正遭遇通缉的孙中山由台湾总督府派员接待，其下榻的地点正是此建于1900年由日本人经营的“梅屋敷”旅馆。因日本殖民当局监控严密的缘故，孙中山此次在台停留时间更短，仅有区区10个小时，但其间，他仍秘密会见了台湾同盟会的会员，意欲倒袁不辍。据说，该旅馆亦为当年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与孙中山商议政情的场所。

此去经年。时光流朔到1918年6月，孙中山由广州搭船经汕头，再转乘“天草丸”号于7日抵达台湾基隆。但因日本殖民当局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极尽阻挠之能事，孙中山身不由己，无奈之下只在台逗留一小时，后改乘“信浓丸”号前往日本。就这样，台湾在孙中山关注、殷切的视线中逐渐远去。

屈指一算，孙中山三次来台的时间跨度长达近20年，而每次又都是台湾处于日本的铁蹄蹂躏之下，无疑，孙中山的到来为台湾的变革和复兴带来了鼓舞和期冀。

踏梅寻踪

不难想象，因为逸仙公园是台湾仅存的孙中山来台住址之故，所以又显得弥足珍贵。

当我独自拜谒“结庐在人境”的逸仙公园时，正值朔风凛冽的2月中旬。及至逸仙公园的正门处，见端立有庄重古朴的中式牌楼。入得园内，蓦然间，感觉这里仿佛完全隔绝阻塞了外界纷攘不绝的车马喧闹，唯见花草繁茂葱茏，池水碧绿如镜，不时还有假山、回廊、碑亭等应景什物点缀其间。而在枝叶扶疏的黑松、罗汉松、葫芦竹等常青树木的映衬下，最惹眼的竟是蓊郁的龙柏，它系1987年蒋经国亲手所栽。

于冬日的阴郁萧瑟中，我却欣然发现，园内的50多棵梅树已悄然竞相绽放，满园枝头的粉黛及满地缤纷的落英，簇簇朵朵，红红艳艳，煞是惹人怜爱。

逸仙公园中的主要建筑——旧时日式木屋梅屋敷，即是当年孙中山来台时下榻的旅舍，如今它已被改称作“国父史迹纪念馆”。

占地约170平方米的梅屋敷是一处典型的屋顶覆盖黑瓦的日式建筑。相传，此旅馆曾以著名的高砂族艺妓表演舞蹈为宾客助兴。又据载，1907年，知名导演高松丰次郎接受台湾总督府之托拍摄电影《台湾实况绍介》，其间曾把梅屋敷的高砂族艺妓表演列为著名的台湾二十景之一。

需说明的是，这里的梅屋敷并非当年的原址处。时光漂流荏苒，梅屋敷也已几经变迁。

1947年，蒋介石指令该地为“国父史迹纪念馆”，又称作逸仙公园。在保留园内的数株梅树外，此日式庭园还被重新翻修成古色古香的小型中国苏州式花园。

时至1983年，因台北市铁路地下化工程隧道的东线顶端部分恰经逸仙公园，台湾当局既命此纪念馆向北平移50米至现址，然后再依原貌重建，1986年其新址公园开建，一年后竣工。

而无论如何，于此重建的逸仙公园内徜徉时，孙中山鲜有的珍稀在台足迹仍可管窥一斑，其“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艰辛历程由此也历历在目。

品貌依然

从已是“国父史迹纪念馆”的梅屋敷的南面玄关入内，便见铺着草席的房间素雅温馨，窗明几净。1913年孙中山在“梅屋敷”下榻时为主人大和宗吉所书的“博爱”墨迹，高悬于房间的左侧正中上方，字迹恢宏、饱满、遒劲。四目望去，室内的木质方桌、坐垫、屏风等物亦均按孙中山当年下榻时的原样摆放，恍若昔日重现。特别是这里还精心安放了1910年孙中山于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办公时用过的办公桌椅，更不由得睹物思人。

在房间左侧的墙壁上，悬挂有多幅黑白老照片影印件。而在这些反映孙中山与台湾千丝万缕联系的黑白老照片中，可见到1900年孙中山首次来台时，在台北市汉中街设立指挥所、策划指挥惠州起义的旧照。期间，亦可见到1925年3月孙中山仙逝后，一群就读北京大学的台籍爱国学生以北京大学台湾学生会名义书写的挽联——“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

室内右侧，亦可见长方形玻璃展柜里，依稀陈列着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珍稀文稿手迹和纸张泛黄的旧报等，其间有孙中山1924年手书的“三民主义自序”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及1913年其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而房间的另一处开放式书柜中，则摆放着孙中山文集和研究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著述等。

俱往矣。从1900年至今，于不知不觉中，隐居在台北闹市喧嚣中的逸仙公园，已默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飘摇，而当年孙中山的惊鸿一现更令它蓬荜生辉，显然，它俨然已成为一部厚重的活着的历史。

冬日的台北总是细雨迷蒙，这时也毫不例外。当我离开逸仙公园时，雨丝正悄然滴落在园中的梅枝和松叶上，发出阵阵有节奏的悦耳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