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978年看作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那么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就是最嘹亮的改革开放前奏。自此，一个重视知识、珍视人才的新时代到来了。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个人的人生轨迹从此与改革开放融为一体。

　　改革开放前奏：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距离我到四川金堂县龙王公社接受农村再教育已经快两年了。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作后，这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这时，公社专线广播的大喇叭响起来：国家将于12月份恢复已经中止十年的高考！真可谓平地一声惊雷，激动万分的我，透过那盏小小的煤油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

　　两个月后，我和570万名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考生一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等地如潮水般涌向考场，经过激烈、公平的竞争，27万年轻人在第二年的春天，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而我也成为这27万幸运儿中的一员。

创办智库

　　1978年春天，我带着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三天两夜的火车带着我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里，除了大学课程，我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躁动与争论，并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广外4年，我的思想与眼界、胸怀与心灵都得到了一场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为之一新，为我能走向世界更广阔的天地打下了基础。

　　放眼看世界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对外经贸无疑充当着对外开放“排头兵”的作用。1982年初，国家进出口委、国家外资委与外贸部、外经部等四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这一年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我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并亲自批示在全国贯彻。这令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感觉责任重大。在经贸部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却意识到自己国际工商知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决定放弃“铁饭碗”，出国留学，放眼看世界，去读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MBA。由此开启了我在国际大学与国际社会的十年历练，深刻体验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精髓。在我看来，国家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人才的开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做出的恢复高考与鼓励留学的两大举措，无疑为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984年，邓小平来到南方，在巡视了深圳经济特区后，极少题词的他，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坚定了特区人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也加快了特区对外开放的步伐。邓小平的南巡迅速传遍全国。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王辉耀(前排右二)担任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首席经济代表

　　80年代中期，我在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实习，这年夏天，我参与接待了由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代表团。我们走访了加拿大十几个城市，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考察加拿大发达的交通与通讯体系……历时一个月，横跨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更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理念。

　　199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的公开竞聘中，我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在任职期间，我对中加经济和贸易合作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并策划了90年代初期中加之间的多次高层访问，推动了中加之间的合作。

　　“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风云幻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复杂的形势使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发生困惑，“改革能否继续”在摇摆中踟蹰不前，改革开放之路走到了一个历史关键点。1992年1月，87岁高龄的邓小平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深圳、珠海、上海，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他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邓小平南方讲话所刮起的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旋风使得整个华夏大地都重焕生机。我看到，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浪潮正迎面扑来。

王辉耀(后排中)在原国家外经贸部工作期间,参与签订三峡国际工程合同

　　“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邓小平对海外留学生期望之殷殷，深深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在做外交官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对祖国更加了解，我深深地知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外界的合作，中国正需要大批的人才来促进这种合作，我希望自己可以做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弄潮儿。于是，90年代中期，我回到祖国，成为海归中最早的“下海”创业者之一。我想，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至少都应该从事一次创业的活动。虽然创业成功率不会很高，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去尝试，因为创业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给你一个能够全方位的体验和最大的自由，创业的过程就是真正最大限度主宰自己命运的过程。一个人一辈子何其漫长，总要给自己一次这样的机会。作为中国企业家，1999年我成为北美主流刊物《加拿大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作为海归创业的代表，我被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

　　20世纪90年代，我回国不久就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想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2002年，我提议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搭建一个平台。我被推举为商会的首任创始会长，开辟了中国欧美同学会办会的新模式。在商会的基础上，我和同仁们又组织创办了高端海归的精英组织“2005委员会”，我担任了首届创始理事长。“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我想，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等相关方相辅相成的—不仅是企业发展，社会的变革也需要企业家来参与推动。在那些正处于急剧转型矛盾多发期的国家，社会企业家的贡献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更为重大。

　　新时代开启全球化新征程

　　2008年，我正值50岁，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这一年，中国百年奥运情结终于梦圆北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彰显着中国与世界开启全新对话，中国即将迈入全球化的新时代。这一年，我和我太太苗绿博士在北京创立了第一家以“全球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关注中国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领域的研究。彼时在中国谈起“全球化”一词，还显得十分超前。十年来，CCG从不间断的研究和推广全球化对中国的重大意义，连续多年举办各类以“全球化”命名的论坛和研讨会，出版国际化人才、企业国际化等全球化系列蓝皮书，出版《全球化VS逆全球化》、《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等全球化研究专业著作，在英文世界推出研究著作《Globalizing China》和《China Goes Global》。

　　在中美贸易摩擦胶着状态下，为推动中美相互理解和互信，CCG组织专家学者团多次赴美，在华盛顿和纽约开展以中美经贸为主题的“二轨外交”与调研系列活动，与美国知名智库联合举办“中美经贸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及政策建议”智库研讨会，并发布CCG中美关系系列研究报告《中美贸易关系和挑战：过去、现在、将来与政策选项》，积极推动中美双方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为化解关乎全球治理的国际经贸问题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为消除中美经济和政治壁垒发挥作用。

　　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新的时代背景下，CCG充分发挥国际化社会智库思想交流平台优势，着力汇集全球化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具有全球化丰富实操经验的顶尖企业家。连续多年，CCG在举办的全球化系列论坛与专题研讨会上，设定全球化研究议题，团结跨界精英不断为中国全球化进程建言献策，深入探讨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研判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挑战，凝聚社会对全球化发展的共识，共同为决策制定提供参考，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

　　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中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参与全球化。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将中国对全球化理念的支持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中国也成为了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全球化浪潮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CCG作为中国全球化研究的智库也任重道远。

　　在全球货物流动，全球资本流动之后，迎来了全球人才流动的大潮。国内在这个全球化要素的研究方面还十分欠缺。CCG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国际人才竞争力体系和移民体系相关研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全面分析全球化时代日渐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的《人才战争》、国内最早从全球化背景及国家战略高度对国际人才竞争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的《国家战略》著作，并首次将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世界移民报告》以中文版形式呈现，填补了这一权威国际移民研究成果在中文世界的空白。目前，CCG每年聚焦移民问题汇聚国内外移民领域顶尖专家，举办国内最大规模的国际人才和人口流动领域学术论坛。针对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CCG多年持续建言和呼吁。2016年，中央领导在CCG递交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上进行了批示，2018年3月，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成立，CCG十年政策推动成果落地，国家移民局的成立将对中国发展乃至全球治理格局带来重大改变和深远意义。这一重大政策推动，业已成为社会智库影响和推动国家政策的经典案例。

　　十年间，CCG提出的不少建议都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的关注、批示与采纳，“欧美同学会应成为智囊团、人才库、民间外交生力军的新定位和设想”“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推动人才签证增设进出入境管理法”“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关于提升中关村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建议”“促进中美签证十年多次往返实施”“关于华裔卡的建议”“减少出入境旅游赤字，推动来华旅游发展建议”等等，充分发挥了智库为国家建言献策的功能，积极推动了中国的海归和国际化人才事业的大发展，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人才竞争力，成功助力中国在移民领域等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CCG成立十年来，已发展为中国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智库，获得国内外的高度肯定与认可。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7》中，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92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并在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榜单中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同时，CCG在国内多个权威智库排行榜也获高度认可，在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发布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2017发展报告》中蝉联社会智库Top10榜首，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此外，CCG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成为获此资质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机构之一。

　　放眼未来，CCG将一如既往坚守智库的独立精神，坚持为公共政策建言，服务国家决策，为公共利益发声。

　　40年前，我有幸搭上了改革开放这班车，从此，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踏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40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作为与改革开放时代共生的一代人，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稳步走向下一个40年。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