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时代，一趟平均时速32公里的绿皮车，还在鲁中山区每日往返着。 

        它曾是进出大山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农产品、劳动力转换为家庭花销、孩子学费的“中间人”。 

        列车开行的40余年里，有的年轻人通过升学，沿着铁路进入了城市；有的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抓住铁路和公路延伸出的机会，把偏远的家乡带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当交通工具越来越便利、速度越来越快，这趟如古董般的慢火车并未成为历史，反而成了山里人离不开的老朋友，还引来各地“驴友”的造访。一时间，古董变成了“网红”。 

        人在变，村庄在变，绿皮车却始终没有改变，朝着“快”时代恒定前进。 

        ——题记 

        退休半年多，赵新华还是常常在凌晨三四点从睡梦中醒过来。此前37个年头中，这都是她起床准备去上班的时间点。 

        早上6时多，距离赵新华家不到3公里的淄博火车站，渐渐热闹起来。6时52分，赵新华曾经工作过的7053次列车将准点从这里驶出。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客运段7053次列车由淄博开往泰山，当天下午再原路返回，是淄博站唯一的始发列车，于1974年正式开行。 

        此后的30年里，中国的火车从老式的蒸汽机车演变为内燃机车进而到电力机车，最近10年又有了时速可达300公里的高铁。但7053次列车仿佛静止在历史中，至今仍以内燃机车牵引，没有空调和电茶炉，是一列真正意义上的绿皮车。 

        这辆绿皮车，全程行驶184公里，停靠24个车站，时长5小时49分；同样的时间，乘坐高铁从北京出发，刚好可以抵达1600公里外的长沙。由于有不少停靠站是在村庄里，7053次还有个“庄户列车”的别称。 

        40年时间，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中国。7053次列车驶过的鲁中山区，也随之发生着一波接一波人与事的变动。无意间，这趟不紧不慢运行着的火车，成了百姓生活巨大变迁的见证者。 

通往大山外的唯一纽带 

        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6名山东理工大学的学生随着人潮登上了7053次列车。可以由下往上拉起的窗户，车厢顶部整齐排列的电风扇，车轮与钢轨接缝撞击响起的“咣当”声……对这群十八九岁的少年来说，这列车处处看起来都很新奇。 

        “咣当”之中，镜头摇回1981年。在同样18岁的赵新华眼中，世界也全是新奇。整齐的矮背与木质座椅，拱形天花板，明亮的灯光，在那个自行车还是奢侈品的年代，7053次列车堪称豪华出行工具。父亲是铁路工人、自己从小在火车站旁长大，新列车员赵新华穿上制服，心中的自豪难以言表。 

        北起临淄南至泰山的辛泰铁路上，唯一的客运列车7053次最早只是铁路职工的通勤车。后来为方便沿途百姓，才对外售票上客。 

        由于四面环山，对辛泰铁路沿线居民来说，“出门”一直是个大难题。博山区中郝峪村村支书赵东强记得，那时候要去一次镇上，“趟过沿途的小溪小河，鞋子都得穿脱14次。” 

        当时，火车还靠蒸汽机牵引，每进入隧道，燃烧产生的废气就会从窗户钻入车厢内。列车全程总共要穿过22条隧道，“味道是真难闻。”55岁的北牟村村民王士满是这趟车的“元老级”乘客。 

        但作为山区与外界交通的唯一纽带，7053次列车在山里人心中有很重的分量。王士满的儿子王鹏（化名）出生于1986年，在他的童年，每天两次去看火车，是他与玩伴们重要的乐事。 

流动的车厢，流动的人群 

        上车工作后不久，赵新华注意到，车上多了不少扛着大袋小袋农产品去城里卖的农民。 

        她记得，就在若干年前，想把香椿芽从淄博卖到青岛去，还被视为“投机倒把”的行为。农民与前来堵截的人对峙着，搁在一旁的香椿芽，很快就失去光泽不再新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端自安徽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1979年，19岁的生产队长赵东强的一个决定，让淄博市有了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 

        改革之势不可逆转。农民拥有了作物的所有权，把富余农产品放入市场中流通买卖，是自然之事。 

        寒露之后，正是北牟村收获的时候。村民康成德家的院子里堆满了沾着泥土的地瓜。他的3个子女趁着周末，从城里回来帮着“出地瓜”。如今这些地瓜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送给亲朋好友的，但在1980年，把地瓜卖出去则意味着一年的收入。 

        进城卖地瓜的交通工具自然是7053次列车。下午4时多，王士满和乡亲挑着地瓜登上从泰山站发出的火车，当晚就在淄博火车站过夜，熬到凌晨4时多再赶去菜市场。如果运气好卖得快，他们还能赶上从淄博始发的火车，否则就只能先坐公共汽车，再步行7公里山路回家。 

        若在农村卖，地瓜最多2角钱一斤；送到城里则能卖到四五角钱一斤。以1000斤地瓜算，多卖出的二三百元不是小数目。家里的花销、孩子的学费，就都有了着落。 

        “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种地积极性，但地少人多，比如中郝峪村每人只能分到0.25亩土地，一些偏远的村子还是有人吃不饱饭。于是，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搭乘7053次列车，涌向城市寻找糊口机会。 

        赵东强是第一批进城务工的人之一，在建筑工地卖过力气、在化工厂打过工，有本钱后开过织布厂、食品厂。到2003年，他已是手下有150人的工程队老板。更多的人则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需要的各个工种间辗转：泥瓦匠、电焊工、铝合金工、仓库保管员……限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和城乡二元体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一直不属于城市。连赵东强，也始终没有举家迁出中郝峪村。 

        因而，7053次列车的客流有了淡旺季之分。每年6月麦收和10月秋收时，回家帮忙的青壮年能把12节车厢挤得满满当当。10多天后，同样一批人又登上列车返城。在赵新华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一切都“流动”起来了，7053次列车就没有冷清的时候。 

人走了，列车空了 

        7053次列车给大山里的村民带来了便利和活力，但交通不便、运力不足，依然限制了农村的发展。 

        1990年，已是村主任的王士满曾张罗起一个村办石料厂，通过火车货运车皮卖到城里的石头，每年能给北牟村增加3万余元的收入。可惜在全国都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一等、二等大站货运运力逐渐吃紧。到1994年，北牟站这样的四等小站连车皮都没了，石料厂也被迫停摆。 

        王士满的儿子王鹏到了上初中的年纪。从家到镇上的学校，要先步行穿过3条火车隧道，再骑上40分钟自行车。好几个同龄孩子坚持不下来，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初二那年，因参加全市初中生奥数比赛，王鹏第一次到了城里。老师请他吃饭，他不知道羊肉串是什么，看到矿泉水以为是好喝的饮料，“满怀期待地喝了一口，发现跟家里的水没什么区别。” 

        年幼的王鹏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与“一日三餐用辣椒酱就馒头”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读书，是他获得这种生活方式的唯一途径。2001年，王鹏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市重点高中。 

        同年，北牟村通了公路。 

        进入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深化改革、共享发展成果的重点之一。其中，公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又是重中之重。 

        有路了，信息畅通了，机遇也随之来了。王士满凭着年轻时在建筑工地学来的知识，召集村里劳动力接起了基建工程。似乎是一夜之间，王家有钱了。 

        条件好了，王鹏反而迷茫起来：经商就能致富，读书还有用吗？他开始逃课、上网，学习成绩直线下滑。 

        王鹏高三那年，看到父亲和工人一起起早贪黑地干活，住在闷热铁皮屋洗不了澡吃不好饭，突然意识到，如果考不上大学，“很可能我也要用血汗去赚钱。” 

        紧赶慢赶大半年，高考后王鹏收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成了当年北牟村唯一的本科生。 

        山东农业大学位于泰安，正好是7053次列车的终点。曾经每天跑去看火车的王鹏或许没有想到，多年后就是乘着这列火车，他走进了大学，走进了城市。 

        因为常常在车上碰面，赵新华与王士满王鹏父子已是熟人；还有好些她认识的年轻人，考上大学后也搭乘7053次列车走出了大山。但当时除了替孩子们高兴，赵新华的心中还藏着一些失落：就在那几年，7053次列车越来越空了。 

        “村村通公路”后，村民出行不仅可以选择公共汽车，私家车也开始出现在盘山公路上。与此同时，中国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电气化改造，速度更快、环境更舒适的新型列车逐渐取代了绿皮车。只是这一切，似乎都与7053没有关系，它依然和过去30年一样，“咣当咣当”晃悠在辛泰线上。 

        12节车厢变成8节，8节变成5节，最后减到只剩4节，可列车依然空空荡荡。渐渐地，只有山里一些老人还坐这趟车，已经当上列车长的赵新华甚至能认得他们每一个人。 

空心村的“路” 

        车和路把人送了出去，也让留下的人看到了与世界真正联通的希望。 

        2006年，赵东强的儿子赵胜建大学毕业，从威海回到中郝峪村。那时候，中郝峪村已是典型的“空心村”：常住人口剩下69位，几乎全是老人与儿童。2003年赵东强当上村支书时，村民年平均收入只有2060元。回村好几年，赵胜建都是唯一的青壮年。 

        “穷到一定程度，总得逼出一条路来。”赵东强结算了手里的生意，一门心思想带着乡亲脱贫致富。 

        中郝峪村位于鲁山脚下，随着公路延伸到村里，当时已有少数户外爱好者来爬山或徒步。2005年，村委决定，村里拿出1万元，探索发展农家乐。换上干净的床单、被罩，简单整修卫生间和门窗，3家提供住宿、吃饭服务的农家乐就开张了。 

        刚开始，大多村民都等着看笑话，“穷乡僻壤，谁会到咱这儿来？”一年后，3户人家回本赚钱；又一年后，40余户加入其中。 

        恶性竞争紧跟而来。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源，农户之间打起价格战，服务质量却不升反降。邻里间伤了和气，游客也多了抱怨。 

        如此下去，谁也富不起来。眼看公路越修越宽、进村的汽车越来越多，赵胜建拿出毕业两年多做生意攒下的积蓄，与农户达成协议：赵胜建投资为农家乐升级硬件软件设施，农户则接受客源、价格的统一管理。一个松散的合作雏形由此建立。 

        让赵胜建没想到的是，很快，农户私自降价、背地里接待游客的事情开始发生，被发现了就对当初的协议翻脸不认人。一年多下来，双方冲突摩擦越来越激烈。 

唯有足够大的市场和清晰的规则，才能解决中郝峪村的问题。反思和考察后，赵胜建开始在村里增添攀岩、吊桥、真人CS（射击游戏）等游乐项目，把中郝峪村由游客的“歇脚地”扩展为旅游目的地。 

        2011年，赵胜健注册成立淄博博山幽幽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制度，一股一票，再也不会重走责权不清晰、人人都是主人却人人都不担责的老路。” 

中郝峪村的乡村旅游业开始以法人身份，登上市场经济舞台。 

        “家乡发展了”的消息传开后，渐渐地，顺着辛泰线和山间公路，不少在外打工的人回到了中郝峪村。甚至，有外村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了幽幽谷。 

        2014年，村里再次股改。出乎赵东强父子的预料，这一回，以劳动力、土地、林地、树木、房屋等为资产，全村364人全部主动入股。最小的两个半月大，最大的94岁。公司给每个村民颁发了股民证，每年进行分红。在经营方面，则真正实现了统一定价、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运营。 

        现在的中郝峪村，113户中有103户可提供住宿餐饮服务，却再见不到邻里间为客源闹不愉快。在照顾弱势家庭的基础上，幽幽谷全部以市场为导向，客户的评价决定了一户农家乐能够得到的资源。拼服务、拼软硬件设施，成了村民们竞争的唯一方式。 

        中郝峪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7053次列车上也出现了一些“怪人”，其中一位叫“可乐罐”，是位客运员。他们都穿着冲锋衣，背着登山包，手里还拄着登山杖。“去泰安方向的高铁和快车多得是，他们为啥非坐绿皮车？”赵新华想不明白。 

“游击队”来了，“遍地的金子”亮了 

        56岁的东登金在源迁站工作已近30年。习惯了多年来冷清的站台，突如其来的热闹让他适应了好长时间。这些人是喜爱旅游的驴友，7053次列车沿线各处，成了他们新发掘的旅游地。 

        “山里有水库，有溶洞，有明清时的石头屋……真没想到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就有如此美景。”“可乐罐”索性成立了一个名为“铁道游击队”的驴友俱乐部，主要活动就是依托7053次列车，探索沿途旅游路线。 

        刚开始进庄户，驴友们老半天也遇不上一个人，更不用提能看到饭店。出来一天，食物和饮用水都得自带。好不容易碰上一两个留守老人，也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驴友们：“你们傻不傻，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 

        “可乐罐”心里念叨着：“你们这儿，可遍地都是金子啊。” 

        似乎是突然间，4节车厢的7053次列车又变得人挤人了。为了增加运力，加挂一两节车厢成了常事。如今，光是“铁道游击队”的成员就超过了3000人。 

        出了源迁站，能看到不少卖红豆、地瓜、大葱等农产品的地摊。曾经农民要起早贪黑负重去城里卖菜，如今只用守在家门口等买家上门。在源迁站附近的源泉镇上，泉头河饭店的老板老赵已经和店员忙乎起来。5年前，“可乐罐”和驴友第一次找上门吃饭时，这还是只有一间小屋的夫妻店。如今，老赵已把饭店扩建为两层小楼。即便如此，遇到周末的中午，餐桌还是不够用。 

        除了旅游直接带来收入，越来越旺的人气也促进了大山里规模化种植发展。2008年，源泉镇南坡村村民李新民种下3亩猕猴桃，伴随着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鼓励，如今李新民等5名合伙人的猕猴桃种植园已有40亩。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仅是入园采摘一项，李新民就售出了2万多斤猕猴桃。按每斤15元计算，7天营业额达到30万元。 

        为了提升猕猴桃品质，今年李新民还专程去新西兰考察。这个13岁之前从未踏出过源泉镇的果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走这么远。 

        “遍地的金子”终于闪光了。 

停不下来的小火车 

        王鹏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并在泰安安了家。父亲王士满平时在村里处理公务，周末则去泰安看望3岁的孙子。 

        虽然早已买了私家车，王士满依然每周搭乘7053次列车。除了方便，便宜是他选择火车的一大原因。从北牟村开车去泰安，往返过路费和油费要近200元；乘坐7053次，往返票价只要18元。 

        和7053次列车的设备同样具有年代感的，是它多年未变的票价。全程11.5元，站与站之间最低票价只需1元。目前，除了淄博、泰山、莱芜和南仇四站可以提前买票外，其余小站都是上车买票，并且免收补票费。“有刚上车需要买票的乘客吗？”反复响起的询问声，让这趟绿皮车，又多了些公共汽车的味道。 

        低票价对应的不是低成本。综合列车运行、维护，车上、站上工作人员工资，7053次列车每年亏损都在400万元左右。 

        但这辆不赚钱的小火车，却越来越停不下来。几年前，由于多种原因，位于淄川区的口头站被取消了。这引起了周边居民强烈反响，经过多方协调，2017年口头乘降所再次启用。重启当天，村民们敲锣打鼓迎接7053次列车的归来。 

        高铁时代，全国像7053次这样的慢火车还有80多对，大多经过贫困偏远地区。在这些地方，慢火车不仅带来便利，也可能带来游客和收益。在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背景下，这些列车完成了向公益性慢火车的转变。 

        “咣当”之间，赵新华也由乡亲们口中的“闺女”，变成了“大姐”“阿姨”。今年3月底，跑完最后一趟车，55岁的赵新华退休了。她终于也有时间当一次7053次列车的乘客，去山里做一次驴友。 

        44年时间，7053次列车记录了所有改变，也记录了更多的期待。今年，赵胜建的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他把孩子送到淄博市就读。在其他村子，医疗、养老、环境保护也像教育一样，需要更深入的改革来获得发展。 

        不过，32岁的王鹏还是喜欢回老家。习惯了城市里的快节奏，登上7053次列车就像登上了时光机。看着身边的妻儿，听着邻座拉家常的声音，在泰安生活了10多年的他，总会觉得农村才是自己的心灵的倚靠。 

        就像7岁的女儿离家前对赵胜建说的那句话：“爸爸，长大后我要回幽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