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岁踏进天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的大门起，爱泼斯坦开始了他传奇的新闻生涯，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 

1951年，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回中国，参与筹办英文对外刊物《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 

　　革命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 

　　其中之一，便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为了写《远东前线》这部著作的书评，爱泼斯坦第一次在北京西郊拜访了其作者斯诺，自此开始了两人长达40多年的友情。斯诺作为正直的记者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影响着爱泼斯坦的一生。特别是斯诺秘密访问延安归来，爱泼斯坦有幸聆听斯诺介绍的见闻,拜读《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及图片，给他思想很大的震撼。他不仅加入斯诺主办的进步刊物《民主》，还受斯诺之委托，直接参与了接待爱国学生经天津南下，以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逃脱日军虎口，转去革命根据地等任务。 

　　另一位爱泼斯坦最敬重的朋友，则是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宋庆龄这位20世纪的伟大女性，是他心目中“艰难险阻中的一盏明灯”。他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见证中国》回忆录中，曾多次深情忆及这位良师益友。 

　　其中谈到1938年在广州抗日爱国大游行中结识宋庆龄的动人情景：“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宋庆龄神态自若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随后他应宋庆龄的邀请到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从此“我同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和她的其他事业的工作关系持续了40多年，并且成为我以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爱泼斯坦家中客厅里高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签名的石印画像。这是1944年他访问延安时毛主席赠送的，十分珍贵。 

　　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是爱泼斯坦记者生涯中的一次重大任务。作为代表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的记者，爱泼斯坦来到延安 “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兴奋而亲切。在三个月里他不仅访问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还采访了许多普通的战士和农民……可谓大丰收。此行不仅让他向国外各大报刊发表了30多篇稿子，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也带回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亲切问候。 

　　临别时，毛主席向他赠送了这幅亲自签名的石印画像。爱泼斯坦回忆说，“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欢迎回家”与《中国建设》 

　　1944年底，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离开了中国，但他们没有忘记和宋庆龄的友谊与对中国革命的关注、支持。爱泼斯坦勤奋笔耕，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而后在1949年又出版了《中国劳工札记》一书。这些文稿和图书对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1949年10月，当他们喜获新中国诞生的消息时，与朋友们欢欣鼓舞祝贺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为爱泼斯坦带来了新的使命。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突破西方的新闻封锁，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与宋庆龄商量，以她特殊的身份和丰富的国际传播经验，出面创办一份对外的英文刊物。为创办这本综合性的外文刊物，宋庆龄约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如金仲华、陈翰笙，同时她也想到了曾同自己一起开展国际传播的伙伴爱泼斯坦夫妇。于是1950年，宋庆龄托付美国的朋友邀请他们返回中国。 

　　情系中国的爱泼斯坦十分高兴得到这个消息，他与夫人邱茉莉一起辗转波兰、印度多地，终于在1951年春回到阔别数年又久久思念的中国。到达北京时，宋庆龄的热情深深感动着爱泼斯坦夫妇。他回忆道：“当我们在北京站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周到、及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这年8月，爱泼斯坦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创刊筹备会议，商讨了新刊的刊名《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及办刊的宗旨、方针及有关编务。此后，爱泼斯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期刊的工作中去，不仅保证了期刊的按时出版，更通过深入实地的采访，写出了许多优秀稿件。 

　　在1952年创刊到1953年间，因为北京尚无外印厂，杂志只好编辑组在北京，印刷发行在上海。作为执行编辑的爱泼斯坦，每期都乘火车赶去上海。他在飞驰的列车上，还得抓紧时间，最后再校阅文稿，十分辛劳。 

　　同时，爱泼斯坦四进西藏，最终完成了《西藏的转变》的巨著，由中国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以后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专著打破西方对西藏的传统偏见和攻击，受到中外的好评。 

1985年，爱泼斯坦重访山西时，在黄河畔同孩子们合影

　　为中国革命和新闻事业奋斗终身 

　　爱泼斯坦为中国革命和新闻事业奋斗终身，其晚年依然忙碌，不仅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参与期刊更名的重大工作，更笔耕不辍，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之际完成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 

　　1985年4月20日，为祝贺爱泼斯坦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邓小平、邓颖超、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乔石、姬鹏飞、许德珩、朱学范、黄华、康克清、周培源等领导人及250多名中外人士出席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之前,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还亲切接见了爱泼斯坦一家三代人。 

　　在1990年新年的喜庆中，爱泼斯坦见证了《中国建设》更名为《今日中国》的历史时刻。《中国建设》这本对外传播的杂志从1952年创刊以来，凤雨兼程，一路奋进到1990年。早在1953年，鉴于原刊名的英文名字含有“重建”之意，已不太适合新的形势，宋庆龄便曾写信给爱泼斯坦。信中说，“请给我们的杂志想一个好的名字吧。”因此，遵照宋庆龄的遗愿，《中国建设》于1990年正式更名，新的刊名更富时代感，更符合这本综合性对外报道刊物的性质和特点。 

　　为此，1989年7月，杂志社正式就刊物更名事宜，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此报告由沈苏儒执笔起草、爱泼斯坦和孟纪青审定上报。在得知上级批准后，爱泼斯坦立即赶写了《庆祝新中国诞生四十周年和我们刊物的新刊名》一文，于1989年10月号刊出，提前向外国读者发去将更改刊名的新信息。他对改用新刊名有一句很精彩的表述：《今日中国》这个刊名朴实而包容，因为每个“今日”都承载着过往，又通向未来。 

　　杂志更名迈出的重要一步，为今后的发展开拓了光明的前景。如今我们的刊物随国家和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扩大对外传播的力度。 

　　除了要尽力办好宋庆龄创办的杂志外，爱泼斯坦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完成宋庆龄生前重托的传记写作任务。 

　　宋庆龄晚年，曾多次向他谈及此事。当年国内外不少作家和出版社想为她写传记，但她都没有答应，她只信任爱泼斯坦，所以1975年5月28写信说：一些出版社和作家和我联系，我都拒绝会见。“我只信任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1980年9月25日又写信说：“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我随时准备解答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但是，令爱泼斯坦遗憾的是他没有赶在她生前去详细请教她了。 

　　为此，爱泼斯坦查阅大量有关图书资料，走访许多宋庆龄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踏访她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最后他躲到宋庆龄故居，潜心研究和写作。十年磨一剑，他终于在1993年1月完成了这个重任，赶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之际作为厚礼献出。 

　　他说：“我写这部书，不仅仅是因为受宋庆龄的嘱托，也出于对她的无比的爱。”他的传记写作是非常认真刻苦的，他认为，一部传记必须严格区别于历史小说，传记决不容许有任何想象。他在写作中，充分运用自己平时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做到言必有据，事必有实。爱泼斯坦认为，只有了解历史背景之后才能更好地了解宋庆龄的一生。所以他十分强调把宋庆龄的一生活动结合中国20世纪革命的大背景来写。这样《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出色地再现她作为坚定的爱国革命家，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与中共密切合作，为创建新中国及世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千秋功业。此书在中外发行，好评如潮。而爱泼斯坦作为作者坦诚地表示，“我希望此书的出版，会促使更多、更好的宋庆龄传记的出版，不但在我们这一代，而且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因为宋庆龄是不朽的。” 

　　老骥伏枥，壮志不已。在世纪之交，年事已高的爱泼斯坦，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当年保盟中央唯一的健在者、老新闻工作者，除了笔耕不辍，他仍然忠诚并致力宋庆龄开创的事业。他担任众多的社会工作，多与宋庆龄的事业有关，如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这种勤奋的精神使他荣获宋庆龄妇幼事业樟树奖。在他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巨著回忆录《见证中国》中，与宋庆龄半个世纪的友谊与合作，是其最美好的回忆，自然成为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位良师益友的事业与精神影响着他一生的道路。书中收入他曾写的一首怀念的诗—《宋庆龄颂》。这里引用几句，以资纪念： 

　　你的一切都为了人民、革命、儿童、未来的希望，当空是启明星的曙光。 

晚年的爱泼斯坦只要身体允许，就动手继续写作，在89岁的时候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