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所绘的康熙画像 

　　这幅有趣的图片出自300年前的一本法文书籍，如果不加说明，今天的人们恐怕很难相信，图中高鼻深目、骨相西化的中年男子，竟然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中国人。通过周边的那圈文字可以知道：此乃中国皇帝康熙，卒于1722年12月20日，在位61年，这是他32岁时的画像。 

　　数十年后，宫廷画师郎世宁已经把乾隆的亚洲人特征描绘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而在17世纪末的康熙王朝，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还在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无暇顾及如何去刻画皇帝的容貌。 

　　明末清初的中国遇见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那是一个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初起时代。 

作为中法文化交往早期的使者，白晋带来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赠送康熙的礼物—科学仪器、望远镜等。图为康熙皇帝与白晋一同观看天象 

　　大航海之后的东西对话 

　　从明朝后期开始，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纷纷乘船而来，带着大航海时代的野心，试图进入这个庞大而神秘的帝国传播信仰、探索未知、汲取智慧。作为交换，他们带来了令人惊叹的科学技术，并借此获得了中国宫廷内部的接纳和信任。汤若望和南怀仁不仅成为皇帝的老师，甚至连续执掌钦天监多年，也就是说，清初的国家天文台台长曾经一度是由外国人担任的。 

　　1688年，南怀仁去世。他生前就已经写信给欧洲教会，申请派遣更多的科学家来中国。就在这一年，来自法国的一支使团抵达北京，他们带着“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嘱托，走进了紫禁城。 

　　纪录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所讲述的，就是此后这一段历史。 

　　在该片导演鲍永红的工作日志里，这部作品本来的名字叫做《海路六万里》，原始故事是围绕一艘三桅帆船展开的，它以希腊神话中海神妻子的名字命名为“安菲特利特号”。 

　　这是一艘500吨级的双层巨型帆船。1698年，它从拉罗谢尔港出发，船上满载着玻璃、呢绒、钟表等法国商品，以及国王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礼物。然而，比这些更有价值的，是9名“国王的科学家”，其中的领头人名为白晋，他此前从北京返回法国，就是为了完成康熙赋予的使命—将8名新招募的科学家传教士带回中国效力。 

　　这是第一艘从法国直接开往中国的商船。 

　　在故事发生的17世纪末，即便像这种最先进的、可以展开环球航行的大帆船，从西欧行驶到东亚也通常要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如果遭遇意外，抵达目的地的时间还可能无限延宕，这期间自然会发生很多海上传奇。 

　　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鲍永红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她发现，如果把时间上溯10年，将会还原出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精彩的故事。因为1688年是白晋和其他4名传教士第一次进京的时间，也是路易十四误以为这支使团在海上失踪，因而再次组织使团并给康熙写信的时间。影片就是从这封信开始的。 

　　由于中途受阻，第二个使团未能全部抵达中国，这封信也没有送到康熙手里。300多年来，它一直静静地沉睡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这是它第一次在镜头前展现给中国观众。 

　　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就是对真实的呈现，如果没有这封亲笔信，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位于地球两端、彼此陌生的两个国度的伟大君主居然曾经书信往来。他们互致敬意，互赠礼物，交换了大量的书籍和科学仪器，认真了解和钻研对方的文化，亲自促成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友好交流。 

　　影片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挖掘出了珍贵的、可供视觉化的史料，通过走访和再现，为我们活化了一段少有人知的历史。 

当康熙皇帝仔细端详白晋带来的路易十四的画像时，两位缔造时代的巨人似乎以某种方式相遇了 

工作人员正在拍摄路易十四国王写给康熙皇帝的信件 

　　从一艘船延展到一个时代 

　　在掌握了大量史料之后，鲍永红导演决定将影片的视野从“安菲特利特号”商船的故事扩展到由康熙和路易十四所推动的文化交流。 

　　虽然路易十四的信没有送到中国，但第一批传教士在辗转3年之后—也就是1688年2月—依然不辱使命地抵达了北京。传教士白晋在他所著的《康熙大帝》中描述了他所见到的皇宫：康熙皇帝居住的地方叫做紫禁城，这是一座规模雄浑的宫殿，它雕梁画柱，碧瓦飞甍，一看便知，这是座气势非凡的皇宫。 

　　在白晋的眼中，康熙与路易十四一样，是当世一等一的英明君主，他不仅勤奋、聪慧，而且对新鲜的知识、外来的文化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和巨大的包容力。这种非同一般的风范和胸襟，让白晋和张诚心悦诚服地留在康熙身边教授西学，从天文、地理到几何、哲学，再到人体解剖，康熙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5年后（1693年），康熙命白晋返回法国，为他招募更多的数学、科技、尤其是懂测绘的人才，并将自己收藏的大量中文、满文书籍以及瓷器作为礼品，让白晋代为赠送给路易十四国王。 

　　这是白晋远离故土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法国。 

　　在《康熙大帝》中，白晋对路易十四描述说：康熙和陛下一样，人格高尚，智慧非凡，且具备帝王的坦荡胸怀。他修身与治民同样严谨，深受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崇敬。其丰功伟绩彰显出的才能与美德，衬托出非他莫属的非凡气度。总之，这是一位富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圣明的君主之一。 

　　如果说康熙和路易十四之间存在一种远隔万里的惺惺相惜，那这位往返于中法之间的“双重特使”一定功不可没。 

　　同样也是5年之后（1698年），白晋带着8名科学家传教士登上了“安菲特利特号”商船，开启了重返中国的旅途。历经千险之后，这艘幸运之船从拉罗谢尔到达广州，完成了中法友谊的首航。当康熙看到白晋带来的路易十四的画像时，这两位缔造时代的巨人似乎以某种方式相遇了。 

白晋1688年来华，卒于北京。图为现存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白晋等人的墓碑 

《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地勘测、绘制有经纬的全国地图。它是康熙皇帝下令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测绘人员共同完成的。图为《皇舆全览图》局部 

　　《皇舆全览图》 

　　康熙与路易十四，当然是两个闪耀的名字，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然而在中法两国间航行、在中华大地上奔波的使者，却是历史上真正的功臣。在这批法国传教士中间，白晋、张诚尤为突出。他们刚到北京就被康熙留在了身边，得到重用，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最后卒于北京。 

　　影片为我们展示了北京真觉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白晋、张诚等人的墓碑。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画像，然而，在帝王身边工作的记录最终都汇编成书，让我们看到他们孜孜不倦的身影—为康熙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用金鸡纳霜为康熙治疗疟疾、参加《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以及绘制大清地图。 

　　1689年，雅克萨之战后，中俄两国在尼布楚谈判，在确定东段边界问题时，中国代表团的地图所展示的东北亚地区的地理信息非常有限，而俄国人的地图对于诺斯山（外兴安岭的北支）的界定则模糊不清，这些问题令康熙大为不悦。多年之后，他以此为鉴，下令进行全国地图测绘，调动西方传教士的力量，组成了一支专业队伍，赴全国各地投入一场大规模的经纬度测绘，这个史无前例的项目被命名为《皇舆全览图》。 

　　白晋在书中写道：我们奔赴这个帝国的城市、乡镇、村庄、河流、湖泊、山岳等大大小小的地方，中国千姿百态的地理地貌正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 

　　此前，中国的地图不讲经纬度，只是以十里方圆为一基本方格绘制平面图，而后拼合起来使用。《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地勘测、绘制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这支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测绘人员共同组成的队伍，在全国确定了641个大地坐标点，运用三角测量法得出地理坐标与高差，结合天文观测来确定经纬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绘方法。 

　　1717年，这次壮举胜利完成。值得惊叹的是，在这个面向全世界的中国地图集上，不仅首次标注了珠穆朗玛峰，而且版图上赫然涵盖了西藏、新疆和台湾。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了这幅地图，称它是200年内全世界最精确的地图，是东西方合作的最精彩的成果。 

　　然而此时，将法国推向极盛时代的路易十四国王已经于两年前去世了。回顾在中国的岁月，白晋心潮难平：这是康熙皇帝的30年，又何尝不是我和路易十四国王的30年。 

导演鲍永红指导演员进行拍摄 

　　航线的另一头 

　　中法之间，海路迢迢。在航线的这一头，法国使者将西方的科技传播到了中国，而在航线的另一头，中国文化也在法兰西悄然走红。康熙委托白晋等人带回法国的中国典籍，极大丰富了路易十四的皇家图书馆，而且，知识阶层中也掀起了“中国文化热”。 

　　由柏应理等人编著并翻译为拉丁文的《中国贤哲孔子》，第一次把孔子及其思想介绍到西方。这本书是17世纪欧洲汉学界最重要的著作，是在华耶稣会士倾心研究中国典籍的结果。 

　　进入18世纪，孔子的思想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的极力推崇，他自诩为孔门弟子，在住所中安排了一间“祭孔小屋”，虔诚地信仰着这位中国的贤人。他潜心研究并向公众介绍儒家学说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如科举制度、谏官制度、监察制度以及德治主义等。他严厉抨击欧洲教会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希望能够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汲取智慧。 

　　伏尔泰还将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而作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正是由追随白晋去往中国的传教士马若瑟翻译为法文的。 

　　另一位启蒙运动的干将孟德斯鸠，曾经屡次登门拜访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旅法华人黄嘉略，向他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这些认知后来体现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里。 

　　…… 

　　西学东渐、中学西传，这是一段值得被反复咀嚼的历史，也是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国之间科技文化交流的佳话。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名字背后，还有白晋、张诚、李明、洪若翰、刘应等一批使者的长长名单，他们开启了中法之间的一条航线、一次对话、一个文明互鉴的时代。 

　　李 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