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可持续’和‘绿色建筑’的概念，你所做的建筑是否可以归进这个类别？”2022年3月，非洲建筑师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再一次被《第一财经》YiMagazine问到了这个问题，在获知自己获得2022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要求点评建筑上的“可持续”了，大部分知名建筑师在被访谈时也有这种经历。和其他行业类似，“可持续建筑”“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了当下建筑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而曾经象征城市文明的高楼，有一些正因为建材和能源的过度使用、对鸟类造成的伤害等被纳入“不可持续”的批判范畴。 

　　“弗朗西斯，我对于人们过度使用‘可持续’这个词已经感觉疲惫了”，凯雷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引用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对他说的话，并且表示自己因此不太说这个词，“我做就是了”。 

　　凯雷的建筑实践从最初就与西方城市的高楼不同。他的尝试是从 2001年在家乡布基纳法索的村落甘多建学校开始的，这里的各种资源的极度匮乏，即便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在全世界流行，也很难在这里落地。凯雷的做法是尽量从当地取材，通过把黏土与水泥混合做成有聚热效果的砖块，保证教室内在没有装空调的情况下保持凉爽和通风。在做这个项目时，他还在柏林工业大学读建筑学。在此之前，他7岁离开甘多去城市求学，之后成为一名木匠，并因此获得了去德国进修的机会。 

　　以非洲为起点，凯雷积累了一套适用于当地的建筑方法，并在后续的实践中应用。除了使用土砖和木材，还有双层屋顶、间接光照、交叉通风和遮阳室等（而不是传统的窗户、门和廊柱）。在马里国家公园，他把一座建筑直接建在天然岩层上，这种有蓄热功能的石材与宽阔的、架空悬挑的屋顶形成被动冷却系统。2017年，凯雷受邀设计了伦敦的蛇形画廊，同样使用了他在非洲常用的悬挑大屋顶，并将它设计成漏斗形状，收集雨水以浇灌绿地。 

　　很难说凯雷当初是在为“可持续”而建房，在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建筑理论体系中，可持续是基于这些地域对过度碳排放的反思。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非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量则让“可持续”成为一个外来的伪概念。 

　　凯雷的设计更多是基于非洲的资源和发展状况想解决办法，并在此过程中尊重当地传统生活的智慧。但很显然，对于为找到“可持续”建筑方法论的建筑界来说，凯雷成为了一个案例和坐标。 

　　2022年普利兹克奖的评委王澍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可持续发展对于普奖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主题，而“所谓明星建筑师，更多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商业化、过度城市化与流行趋势的产物”，这种转向意味着普奖“视野更加开阔、对城市和乡村的关注更加平衡”。 

　　在历届获奖者中不乏擅长设计城市高楼的“明星建筑师”，但近十年来的评选已经有了不同倾向。王澍便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于2012年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人，并同样因为在建筑中尊重自然和传统工艺而被称道；而另一位则是2016年得主——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他被赞誉的原因是在地震灾区做低成本、社区参与的社会建筑，从2020年11月开始，他担任普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凯雷完全坦诚地展示了他的喜悦。在接受采访之初他就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自己“极度激动”“感受到极度的荣耀和很重、很重的责任”，并且在视频通话时紧握双拳，表示奖项会让他“努力、努力、再努力做到最好”。 

　　对凯雷来说，“责任感”并非在获得普奖时才降临，而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成长历程。他是村长的长子，7岁离开甘多是因为村里没有学校，没法像他一样离开村子的同龄人无法接受教育，而这也成为了凯雷在还没毕业时就回村盖学校的原因，“为了让留在村里的孩子能上学”。甘多小学项目在 2004年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这几乎是这个非洲村落第一次被广泛知晓。 

　　他让本地人一起参与了甘多学校的建造，这种“乡亲聚集”式的工作方法也是“负担责任”的一面。当地村民成为项目工人，既能降低建筑成本，又让村民获得了就业机会和工资。凯雷看中的还有当地人因此获得的自豪感，因为他们擅长的传统工艺没被抛弃反被尊重，同时获得了共建“新建筑”的权利。这同样成就了凯雷，他至今感激那些“村里的但是向外迈了一步”的村民们，他向建筑杂志《PIN UP》回忆，乡亲们不完全知道他想做什么，但愿意支持他、和他一起期待结果。 

　　这种在职业分工明确的发达国家很难达成的合作方式也得到了嘉奖：“为社区而建，与社区共存”。而因为脱胎于非洲独有的社会环境和问题，凯雷的建筑除了实用价值，还经常有公共教育的意义。在被委托设计布基纳法索的议会大楼后，凯雷设计了一个金字塔状的开放式建筑，同时也鼓励市民在外部进行非正式集会。这个他本不抱希望的提案被意外采纳。他告诉《PIN UP》原本令他犹豫的是，“在前殖民地国家，人们对于自治事物能否成功怀有疑虑”，但他现在认为“应该提供一些有远见的设计”“激励人们探索各种可能性”。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非洲不仅代表着落后，也代表着更加自然……这种重返自然的建造探索，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学的一种新力量”。王澍认为凯雷带来的地方经验被认可，意味着今天对世界建筑的不同理解。他回忆起十年前自己获奖时，凯雷祝贺他是“第一个世界建筑师获得普奖”，意为在此之前所有获奖者都来自西方文化圈。而如今，凯雷被称为是“第二位获奖的设计建筑师”。“今年的获奖者，并不仅仅是一个非洲建筑师，而是一个走出了全球化的藩篱，带着更加开阔的视野，真正返回地方性的建筑师。”王澍这样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事实上“本土建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于一个地区情况拥有细致、针对性的考察，并基于此对当地的资源和文化充分保护，从而凸显出建筑的“个性”。相反，“明星建筑”常被诟病的一个原因是大公司在世界各处复制“明星”的建筑风格和样式，使得当地的景观建筑特色被泯灭。 

　　有趣的是，“普利兹克奖得主”的身份经常成为“明星建筑师”身份的考量因素。在2022年3月之后，凯雷会和其他普奖得主一样，将因此面对全世界的关注和项目机会。而能让他自然说出“做就是了”，以及与乡亲共同工作的状态得到保持的，除了奖项对他工作的认可，还有全球公众对于“本土性”和“全球性”的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