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亚娜·阿多韦兰德
过去的十年，非洲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虽然女性在其中的贡献不容置疑，但是研究显示男女不平等问题依然严峻。
值此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中国与非洲》杂志就女性问题采访了贝宁驻华大使夫人克里斯蒂亚娜·阿多韦兰德，请她分析了非洲妇女解放和赋权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阿多韦兰德女士取得了女性、和平、安全硕士学位，目前从事管理与女性问题的咨询工作。以下是采访内容：
《中国与非洲》：一直以来，您积极投身女性事务，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吗？
克里斯蒂亚娜·阿多韦兰德：当我意识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男性可以罔顾女性利益而在家庭、职场以及国家层面主宰一切，我就有了要改变这一现状的强烈愿望。这也是我为什么积极投身女性事务。
我坚信女性内在的力量，相信女性有能力对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做出积极的改变。当女性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而联合在一起，她们希望做出改变的意愿会让她们更加团结，行事也更为积极。
我是培训公司的法律顾问，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工作了大约十年之后，我感觉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继续深造。正当我准备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突然了解到有一个培训中心可以提供女性问题的硕士课程。由于我对女性事务的关注，我果断放弃了之前的深造计划，报名参加了加纳科菲·安南国际维和培训中心组织的女性事务和发展课程。
但我并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因为我坚信女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意识先行，不仅是男性，女性也一样需要改变。其次，全社会需要取得共识，要让男性懂得他们作为一家之长更多得意味着责任，而不是倾轧女性的权利。
男女平权问题需要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任何极端或者诉诸武力的行为都是行不通的。
女性自身也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需要走出舒适区。女性的一大特点便是一旦下定决心，便会竭尽全力达到目标。不过为此她们需要得到家人或者伙伴的支持。总体而言，女性需要意识到她们可以冲破习俗、禁忌以及歧视所形成的阻碍来改变命运。
您认为女性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首先我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来谈一谈非洲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民强则国强，而家庭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家中的女性。受到教育的女性可以更好地相夫教子，改善家庭的健康和营养。
除了家庭事务，女性还在公共生活领域以各种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非洲，女性大量从事农业、贸易、手工业以及公共事务。在乡村，许多女性和男性一样活跃在田间地头，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她们还会把新鲜蔬果带到集市售卖，为家庭增加收入。
在我的国家贝宁，女性社团在乡村和城市都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她们组织手工活动帮助成员做小本生意，联合非政府组织倡导女孩入学受教育，推动失学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并且关注年轻母亲的健康和培训。这些女性社团的领导还活跃在政界，竞选时在民众中有很强的影响力。
受过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上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比如工程和科技。在贝宁，许多女性开始创业并取得了成功，这表明她们希望取得财务上的独立。因为毫无疑问，工作是女性赋权的一个重要条件。
另外，非洲女性也越来越多地从事法律相关的职业，有些还进入政界，在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机构任职。
2019年3月8日，克里斯蒂亚娜·阿多韦兰德与贝宁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翻译官在北京庆祝国际妇女节活动。
那么非洲女性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非洲国家经历的内战威胁着人民的安全，阻碍着国家的发展。时至今日，竞选引发的政治风波，以及活跃在部分偏远地区的恐怖组织依然对非洲大陆的安全构成威胁。而女性往往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丈夫远赴战场，她们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守护家庭。
而冲突对女性最大的危害体现在各种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凌虐。士兵经常把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冲突中的妇女问题通过了多项决议，其中就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这项2000年通过的决议，首次呼吁武装冲突各方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妇女和女孩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并且重申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及建设和平方面起重要作用。至此，受害女性终于可以将实施暴行的人员绳之于法。女性也可以在和谈或裁军的过程中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甚至参与国家战后的经济重建。但是不得不指出，二十年过后，该项决议的执行依然不尽如人意，在许多方面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巨大压力。
不过，女性也不仅仅是冲突的受害者，有时战争也迫使她们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工作，男人因走上战场而留出的空位也让更多的女性在地方甚至全国选举中脱颖而出。这也是为什么在许多东非国家，比如乌干达，女性议员的数量相对多。
此外，女性还在和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联盟在许多和平协议的签署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她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地方冲突中起到调解作用。在某些持续的冲突中，一些女性甚至上街游行表示抗议。
您能谈一谈非洲在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吗？
除了立法外，许多非洲国家都出台政策，将男女平等和女性赋权视为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还有许多相对薄弱的地方。
非洲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然而她们的个人贡献与所得却不对等。男女在经济社会领域享有的机遇不尽相同。在农业生产方面，70%的劳动力来源于女性，然而只有极少数女性拥有土地。在公共行政领域，即使具备同样的能力，女性在同一个职位上所得到的报酬也要比男性低得多。在贸易领域，超过一半的女性从业者依然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不能开公司，也不能开立银行账户。在科研领域，非洲女性科研人员比例要比大部分国家低30%。
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批准并加入了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5年非洲国家通过了《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议定书》。此外，2015年还被称为“妇女赋权与发展年”。
但是仅仅通过立法或者颁布一些复制殖民者发展模式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政治意愿，通过实实在在研究适应我们国情的战略来改善妇女地位。并且这种战略要善始善终，因为意识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时间。
我曾做过一项研究，评估了立法在反对男女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以反家暴法为例，尽管贝宁如同其他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通过了相关法律严惩家暴行为，但是警察局的报案记录并没有增加，同时家暴数量也没有减少。原因很简单，受害女性没有勇气来揭发自己的丈夫。更糟的是，她们更愿意求助家庭调解而不愿意诉诸法律。女性自己的迟疑加上社会的压力，最终使得反家暴法的执法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与其模仿西方社会的一些通行做法，不如改变在非洲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影响。
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许多非洲国家在加强女性信贷、卫生和教育权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在教育领域，成果最为明显。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鼓励女性在政府或者国家议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以贝宁为例，女孩免费入学已经有超过十年的历史，从四年前开始，女性可以在公立医院免费接受剖腹产手术。2019年11月1日通过的新宪法也鼓励妇女在国家机构中承担更大的职责。
您认为还存在哪些挑战？
非洲女性的解放与赋权面临的主要阻碍来自信仰和习俗，这让她们经常成为所谓的“婚姻的奴隶”。尤其在某些乡村地区，一些日常法规还带有严重的歧视色彩，对妇女的禁锢尤为严重。除了这一文化因素，贫穷、文盲等经济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真正意识到，女性是撬动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
在个人发展方面您对年轻女性有哪些建议？
年轻女性需要及早懂得她们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无需等待丈夫带给自己一切。我们需要在现实中教育我们的女孩子女性在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促使她们尽可能寻求独立。诚然，丈夫有时可以为妻子打开机遇的大门，给予她们社会地位或者帮助她们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力不足，依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最重要的是，女性首先自己需要意识到命运不是注定的，她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而目前的情况是，大部分非洲妇女没有意识到她们的能力，还在让社会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自己。
婚姻不应成为阻碍女性发展的桎梏。女性有权从事自己想要进行的活动，兼顾家庭和事业双重发展，因为这关系到她们的个人发展。
我们不能仅仅要求平等，我们还需要努力争取平等。未来国家保障女性平等参与政治权利将不仅仅依靠女性参政配额制，而是越来越取决于女性的能力。因此女性需要力争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尽可能争取财务独立，在职场上努力取得领导岗位，勇于创业，尤其是进入传统上男性主导的领域，比如自然、科技、工程、数学，最后还要参与政治竞选，在国家的决策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您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采取的措施？
首先我代表自己、贝宁驻华使馆以及贝宁在华侨胞向受到疫情打击的中国社会表示慰问。我们哀悼死者，同时越来越多的患者转危为安也让我们感到欣喜。
中国政府在武汉等地采取的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及时而富有成效。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消除了非洲驻华使团的担忧，我们向中国政府为控制疫情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们因此提示贝宁在华留学生和其他侨胞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必要惊慌或者回国，而是遵守防护的安全提示。
我们坚信中国将很快战胜疫情，从危机中走出。
我们向中国人民说一声：“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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