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关注的话题包括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民营实体书店生存之困等。对于一些问题，张抗抗曾多次提交提案。她对记者表示，十五年来，提出的问题有部分得到解决。“对于那些自己认定有价值的提案，必须坚持”。
稿酬拟实行按年汇总纳税
工资薪金、稿酬等劳动所得个税征收调整，一直备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曾多年关注作家稿酬等个人所得税政策问题。她认为，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一再调整，而同样作为劳动收入的稿酬征税方式却未变化，降低了以稿酬为主要收入的作家收入水平。
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个税改革基本考虑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
声音
作家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不能以年、月、日简单计算劳动周期。一些作家历时几年完成作品，取得的收入是若干年劳动的结晶。有的作家作品完成后一次性取得了较多收入,但分摊到完成作品的期限内，平均收入并不高。目前的规定没有考虑到作家收入的这些特点，稿酬收入按次纳税，税负较重。 ——张抗抗
谈稿酬 建议将800元标准提高至3500元以上
新京报：你今年上会的提案是什么?
张抗抗：我今年提交的仍然是关于我国稿酬个人所得征税政策改革的建议。此前三年连续提了这方面建议,这是第四次提出。
自1980年起实行稿酬所得费用扣除800元与20%的规定，至今已近37年。这些年里，工资、薪金收入纳税起征点上调了两次至3500元。我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副主任，了解一些情况，曾多次建议国家财税部门以财税改革为契机，充分考虑作家创作与获得收入的特点，对稿酬个人所得征税政策进行改革。
新京报：作家这个行业具有特殊性?
张抗抗：是的，现有规定没有考虑作家稿酬收入的周期性和波动性。作家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不能以年、月、日简单计算劳动周期。一些作家历时几年完成作品，取得的收入是若干年劳动的结晶。有的作家几年没收入，作品完成后一次性取得较多收入，但分摊到完成作品的期限内，则平均收入并不高。目前的规定没有考虑这些特点，稿酬收入按次纳税，因而税负较重。
新京报：你的建议是什么?
张抗抗：首先，必须科学计算并设计稿酬纳税费用扣除项目与标准，在可能的情况下设置一个较高的扣除比例。建议将现有800元的标准提高至3500元以上。另外，考虑作家的创作特点，将其作为特殊行业，允许稿酬所得在几个年度内平均后，再计算应纳税数额。
谈编剧 编剧应该和导演一样受尊重
新京报：近期，一些编剧呼吁正视影视圈乱象。你怎么看编剧地位?
张抗抗：这个现象本末倒置已经好多年了。观众看电影连编剧是谁都不知道，一部电影放映时，好像和编剧没关系。编剧是一剧之本，对编剧劳动不尊重，实际是对文化不尊重。这样的现状是注重利益而漠视文化的结果，编剧应该和导演一样受到尊重。
过去是编剧被导演所支配，现在变成导演被投资人所控制。一些影视剧剧情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编剧很难体现自己的意愿和创作个性。此外，电视剧编剧还会遇到被抄袭的情况。
新京报：对于抄袭行为，你怎么看?
张抗抗：有良心的创作者，当然反对这种行为。但也要看到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电视剧产出数量太大，生产周期太短，产生了鱼龙混杂的局面。如今电视剧越拍越长，编剧写剧本时大量“兑水”或东拼西凑。我认为，文艺工作者需要自律。
新京报：被抄袭怎样维权?
张抗抗：维权非常难。去年曾有十几位作家因自己作品被抄袭被迫联合发声诉求法律。这些呼吁和抗议多少能起到一些遏制作用。但维权成本很高，而对于抄袭者的惩罚力度不够。其实，全社会对抄袭行为的舆论道德谴责，也许比罚款约束力更有效。
谈文艺片 文艺片“不见天日”观众审美趣味需提升
新京报：去年发生了文艺片排不上档期的事情，你怎么看?
张抗抗：近年来，国产文艺片越来越接近国际水准，这些影片的人文情怀、审美意识和艺术水准，对于提升民族文化素质，有极大作用。但是中国电影业目前却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商业片当道，娱乐片称霸。电影院成为快速“货币回笼”的机器，赚钱的工具。
文艺片根本排不上。去年“百鸟朝凤”事件就是代表性事件。很多优秀文艺片到电影院“一日游”就再也没有排片机会了。
新京报：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张抗抗：原因很多。近年银幕数量增加非常快，政府在投入文化场馆建设包括影院建设同时，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电影院。有一些公司一边投资拍电影，一边建影院，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自己拍的电影在自己建的影院放映，何愁没有观众和票房?大多数影院逐利为上，哪个电影票房高，就排哪部电影。
事实上，观众去电影院遇上那些全天候反复放映的娱乐片，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文艺片大多数情况下“不见天日”，都没有让观众检验的机会。而且观众的审美趣味也急需提升。种种原因交错纠缠，长此以往文艺电影越来越萎缩退化，导演拍文艺片得不到投资，拿不到好剧本，造成低俗娱乐片大行其道，中国观众的审美口味和能力，就这样被毁坏了。
谈实体书店 逛书店是一种“文化行为”
新京报：你曾经一直为实体书店呼吁。数据显示，2002年到2012年，全国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倒闭，总数达1万多家。现在情况怎么样?
张抗抗：那是实体书店生存最艰难的一个时段，近两年书店免除营业税后，情况有了一点改善。实体书店不断倒闭引起全社会关注，各界为此呼吁。后来国家进行财税改革，减轻了很多小企业负担。2014年左右，很多新书店又重新开业了。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保障实体书店发展，比如新城区规划里必须有书店，边远地区尽可能建书店。
新京报：中国人读书数量在全世界是比较低的?
张抗抗：是的，中国尚未建立良好的全民阅读机制，手机微信等媒介的冲击就来了，时间被碎片化，很多人都觉得没时间读书。人们对纸质书的阅读习惯，和实体书店的发展息息相关。我认为去书店买书不仅仅是购书这个“目标”，而是一种“文化行为”。逛书店感受其氛围，买书打包，抚摸书页等一系列过程，人是参与其中的。这与用手机打开链接看一篇文章感觉完全不同。我们省略了这样的“文化行为”过程，很遗憾。
新京报：你觉得如何促进全民阅读氛围的形成?
张抗抗：政府近年推广全民阅读活动以来，硬件设施方面有所改观。这方面深圳市政府做得最成功。在深圳借阅图书极其方便，图书馆借阅可做到较大的覆盖面，几乎每个社区都设有书吧，保证市民及外来务工人员都享有文化权利。但除了政府履行职责外，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想读书、愿意读书，一个有强烈进取心、不断进步的民族，才能获得文化软实力。读书氛围的形成，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