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快速增长与体制改革让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转型与跨越。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科技水平、产业结构，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增长动力的转变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这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创新大国的崛起。创新已成为引领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第一动力。中国过去数十年在创新能力上的追赶不仅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优势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其经验和模式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的创新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创新规模与创新活力都有了巨大提升。
中国的创新是在经济追赶过程中渐进升级的。从技术模仿、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到自主研发;从技术、产品和生产工艺创新，扩展到管理、组织、商业模式创新。长期的科技投入和技术积累使中国具备了较好的科技基础，逐步成长为世界级的科技大国，创新发展更是进入了相对活跃期，创新能力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升级进程中。
中国在创新活动上的投入与产出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目前，研发支出总量占全球的20%，居世界第二;2016年的研发强度已达到2.1%，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研发人员总量约占全球的30%，居世界第一。国际专利申请量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缩小，居世界第三;SCI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15%，居世界第2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综合能力在世界141个国家中位居第25位，居中高收入国家首位，超过了一些高收入国家。与此同时，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产业结构也正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升级，部分企业已在世界产业格局中产生重要影响。新一代移动通信、载人航天及卫星应用、高速铁路、特高压电网、超级计算、量子通讯、移动互联网等诸多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扩散都进入世界领跑者行列。
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集聚，中国企业的创新规模和活力大幅上升。企业研发投入比重上升，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重持续下降。企业的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比例已分别占全社会的75%和70%以上，创新能力逐步增强，涌现一批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型企业。国家统计局开展的首次全国企业创新调查(2015)结果显示：2013-2014年间，调查64.6万家企业中有26.6万家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占比达到41.3%;以工业为例，该比重从十年前的28.8%增长到了46.8%。同时，企业也更加注重提升管理效率、创新商业模式，拓展了创新范围，开展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的企业比重也达到了27.9%和25.8%。此外，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的特征，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也不断上升。
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持续改善，科技与创新相关的政策体系日益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科技与经济活动的特点，适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从20世纪80~90年代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和提出科教兴国，到2006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再到2012年以来陆续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中国已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近些年来，政策目标设定上还呈现出从“体系建设、扶持主体，激励创新活动”向“营造环境、培育创新生态，重视激励、发挥市场机制”的转变;政策内容从科技政策为主转向综合配套政策体系;政策工具从点对点支持创新主体的“优惠政策”转向激励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同时，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创新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增强。
总的来说，在技术追赶和能力升级、资源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创新生态环境改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正在加速形成。
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
支撑中国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比较优势就是政府能力强、总体效率高，能够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这往往是许多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凭借后发优势和举国体制的有效结合，中国的科技创新逐步从量的积累走向了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走向了系统能力的提升，整体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从“跟跑”逐步转向“并跑”，甚至部分领域已经“领跑”。中国在一些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在关键技术研发上集中攻关，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和颠覆性的市场追赶。以航天领域为例，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早期主管部门和科研院所组织开展技术储备和技术试验，到以国家重大工程或专项为载体的试验应用，再到后来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大规模业务应用和商业运营，中国不仅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航天工业体系，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提供运载火箭、卫星、载人飞船、地面设备等多系列航天产品、发射服务及地面设施建设等一揽子服务的航天科技大国之一，还引导和带动了国民经济多个领域的产业升级与协同创新。当前，在国际竞争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到来的发展态势下，中国仍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投入，集中力量突破一些制约长远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重大技术，增强源头技术供给和原始创新能力，实现重点跨越。同时，中国政府也正在通过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政府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是在新形势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同时，更多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掘来自社会基层的“草根”力量，加快培育和催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所指出的，创新并不是政府、科研院所或大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行为，越来越多的个人、创业企业、新型组织以及社会平台所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麻省理工学院(MIT)对创新有一个定义：“创新=创造×商业化”，这表明“创造”(如发明、创意等)与“商业化”在实现创新的过程中缺一不可，没有商业化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不能称之为创新。商业化价值的实现恰恰根植于市场机制，需要依靠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自2015年“双创”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在新增市场主体、初创企业用工需求、大企业双创支撑平台、技术市场交易规模、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增长，不仅为调结构、补短板、促就业发挥了关键作用，更为新旧能转换培育了未来的种子。
在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厘清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创新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边界，进一步推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创新，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对政府而言，主要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特别要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战略技术攻关、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领域强化政府责任;努力避免过度补贴、不合理的经费管制、直接管项目、甚至是“定技术路线”或“替企业决策”等不当干预行为，依靠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调动起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更大力度地增强中国企业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处于技术追赶和创新跨越的后半程，进入世界前沿的科技领域将逐步增多，创新方式逐步从跟踪、模仿走向跟随、并行与引领并重，将更多依靠原始创新和引领型发展。同时，中国也将和世界各国一样迎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企业创新能力强的国家，不仅能够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还可以主导若干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规则。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也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领先，更多与创新水平高低和经济结构优劣有关。因此，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加速培育和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群体，将是中国在新一轮经济转型期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紧迫任务。
全面激发企业内生的创新动力，让更多的企业投入创新，并让创新的企业不断提升能力，更好地获取经济收益和竞争优势。既要提升整个创新体系的效率;也要通过提升监管水平和规制效率，“倒逼”企业早日进入到依靠创新脱颖而出、实现持续成长的发展阶段，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持续迸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将着力弥补制度短板，端正激励机制，完善创新体系，建立促进要素高效配置的新体制，营造真正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创新大国的崛起，不仅长期支撑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加速了发展方式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的转型，也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创新全球化和治理体系升级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形势下，中国的创新发展还将迎来更加系统性的变革，其带给更多新兴经济体乃至全世界的深远意义也将不断彰显。
熊鸿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博士后。